红军长征期间，团政委杨成武曾一枪不发智取三城。 1935年的4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刚上演完“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屁股后头。但这口气还没喘匀，新的死局又摆在眼前了：金沙江。 前头是天险，后头是几十万追兵，要是过不去，全军都得被挤压在川滇边境的狭长地带，那后果咱们想都不敢想。当时中央军委给的任务那是火烧眉毛：抢渡金沙江，转入川西。 而要过江，就得先拿下通往江边的几个关键据点：禄劝、武定、元谋。负责打头阵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委就是年仅21岁的杨成武。 若是硬攻，红四团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但这三个县城互为犄角，一旦枪声一响，后面的追兵听着动静围上来，前面的滇军再堵住口子，咱们这支先头部队就容易变成“夹心饼干”。更要命的是，时间。红军主力急等着过路，哪有功夫在这儿跟敌人磨磨唧唧地打攻坚战？ 这时候，杨成武和王开湘两人一碰头，在此刻展现出了极高的军事智慧。杨成武这脑子转得快，他想起个事儿：咱们在遵义那会儿，不是缴获了一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军服和武器吗？连文件、印章都全乎着呢。 那时候的地方军阀最怕谁？最怕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那是那是那是既怕又得供着，生怕得罪了钦差大臣，乌纱帽不保。杨成武他们正是抓住了敌人这个欺软怕硬、畏惧权势的心理死穴。 于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化装奇袭”大戏开演了。 红四团立马动手，把侦察连从头到脚换了个遍。穿上笔挺的中央军黄呢子军服，戴上德式钢盔，手里拿着捷克式轻机枪，腰里别着驳壳枪。杨成武呢，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团长”。大伙儿把那股子国民党军官骄横跋扈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大摇大摆地往禄劝县城开拔。 到了禄劝城门口，守城的民团几个兵痞子一看这阵仗，也不敢轻易放行，毕竟没接到通知啊，就硬着头皮拦路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咱们侦察连连长王友才（化名），那是个人精，眼珠子一瞪，那一嗓子吼得地动山摇：“瞎了你们的狗眼！中央军办事还要跟你们汇报？我们是奉命来剿匪的，耽误了军机，把你们脑袋砍了都不够赔的！” 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直接把守门的民团给骂懵了。他们哪见过这就地撒野的主儿？心想这肯定是用鼻孔看人的“中央军”大爷没跑了。赶紧的吧，放吊桥，开城门，还得点头哈腰地赔不是。 就这样，红军连一枪都没开，大摇大摆走进了禄劝县城，直接接管了县政府。 禄劝县的那个胖县长，一听说“中央军”长官来了，那是屁滚尿流地跑出来迎接。又是敬礼又是让座，赶紧吩咐手下杀鸡宰羊，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给各位“长官”接风洗尘。 酒桌上，杨成武那是谈笑风生，筷子夹着肉，嘴里也没闲着。他一边吃，一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哎，我说县长，这隔壁武定县现在是个啥情况啊？那边有没有‘共匪’的动静？” 这胖县长想在大长官面前表现表现，可他又真不知道，只能支支吾吾，汗珠子顺着胖脸直往下淌：“卑职确实不太清楚…” 杨成武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脸瞬间拉了下来：“老百姓拿钱养着你们，你们就是这么当差的？一问三不知！废物！” 这一发火，把满屋子的乡绅名流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旁边的王友才赶紧“唱红脸”，假装打圆场：“县长，还不赶紧给武定那边打个电话问问？别让咱们团长生气。” 这才是杨成武的真实目的：利用敌人的通讯工具，为夺取下一个目标铺路。 胖县长如蒙大赦，赶紧摇通了武定县长的电话。电话刚通，杨成武一把抓过话筒，那语气，简直比真的国民党团长还像团长。他对着电话那头一通训斥：“我是中央军某团团长！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开拔到你们武定去协防，你给我听好了，把城门打开，准备好粮草，要是耽误了老子的事，唯你是问！” 这一招“隔空借力”实在是高。本来红四团还得担心武定那边会不会有防备，这下好了，直接让敌人自己把大门敞开了。 吃饱喝足，杨成武看火候差不多了，给战士们使了个眼色。大伙儿心领神会，那是当机立断，刚才还满脸堆笑的“中央军”，瞬间掏出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这帮官员的脑门上。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缴枪不杀！” 禄劝这就拿下了。紧接着，大部队马不停蹄直奔武定。 因为有了那通电话，武定那边那是张灯结彩，县长带着全城的头面人物在城门口列队欢迎。红军大部队一到，这帮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咱们红军战士笑纳了他们的热情，顺便笑纳了他们全城的武装。 至于第三座城元谋，剧本基本照旧。 就这样，短短24小时之内，杨成武率领红四团，没费一枪一弹，没折损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地连下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 后来，这事儿传到了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朱老总那是拍案叫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战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硬碰硬。在绝对的劣势面前，怎么用脑子把劣势转变为优势，怎么把敌人的弱点变成我们的跳板，这才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