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人员：“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关键，即使没有我们...” 1960年的那个冬天，对于中国核工业而言，寒冷得几乎令人绝望，曾经并肩作战的苏联专家在一夜之间卷走了所有的核心图纸和数据，留下半成品的反应堆孤悬在荒凉之中。 就在这撤离的乱局里，充满讽刺又意味深长的一幕发生了：一位苏联专家在登车前，压低声音向满脸愁容的中方人员透了个底——其实只要那个人还在，这就不是死局，他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 这位被对手视为“王牌”的人物，便是王淦昌，在此之前，他早已是世界物理学界赫赫有名的顶流。早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泰斗迈特纳时，他就崭露头角，而在苏联的那段时间，他更是凭借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惊人成就，不仅震动了全球物理界，更让自己站在了诺贝尔奖的门槛边。 彼时的他在美国甚至能拿到三千美元的高昂月薪，在这个领域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是被鲜花和尖端设备包围的中心。 然而，当一封仅仅只有六个字的“国家需要，速归”电报传到手中时，所有的国际声誉、优渥待遇瞬间变得不再重要。1961年，物理学界少了一个冲击诺奖的顶级学者王淦昌，而中国西北那片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却凭空多出了一个代号“王京”的老头。 为了这个新身份，他付出的代价是整整17年的“人间蒸发”，临行前的那个夜晚，妻子吴月琴看着丈夫反常地收拾行李，心中虽有疑惑，却只得到了一句含糊的“要出长差”。 仅仅一天的告别时间，第二天清晨，他回头看了一眼靠在门边的妻子，便一头扎进了茫茫晨雾中，这一去，切断了与亲友的所有联系。 直到1965年，女儿王遵明去青海出差，在基地门口偶遇一位头发花白、满身疲惫的老人，盯着看了许久，才敢凭借那个熟悉的声音确认，这就是失踪了五年的父亲。 在这个代号为“金银滩”的基地，曾经喝过洋墨水的王淦昌，彻底变成了一名没有任何架子的“蓝领工”。那里海拔3200米，稀薄的空气让他整夜剧烈咳嗽，水里泛着苦咸的碱味，饭里夹着硌牙的沙子。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下，没有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巨型计算机，他便带着一群年轻人，硬是靠着手指拨动算盘珠子，在那数不清的草稿纸堆里，推导出了最为核心的爆轰物理数据。 相比于数据的枯燥，实验现场的凶险更令人胆战心惊，那个年代工业基础薄弱，制造原子弹核心部件所需的炸药透镜，竟然需要人工搅拌剧毒的TNT。 充满毒气的操作间里，哪怕是最年轻力壮的研究员进去都会发怵，可年过半百的王淦昌看不得进度受阻，戴个简易口罩就冲了进去，抄起木棍亲自搅拌。年轻人劝他惜命，他却只是淡淡地摆手，想着用自己的经验帮大家少走点弯路。 谁能想到，这双曾经在那本印着独创中微子探测法的美国期刊上指点江山的手，此刻正全神贯注地跟一锅剧毒炸药较劲。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那声巨响震惊了世界。但在倒计时归零前的危急时刻，作为委员会成员的王淦昌不顾众人阻拦，坚持坐吊车升上102米高的铁塔顶端，哪怕这只要出一点差错就是粉身碎骨，他也要亲自确认雷管插口的深浅和电源线路。 当巨大的蘑菇云最终腾空而起，周围的人们在狂欢、流泪、拥抱，而王淦昌表现出的却是一种极度的冷静。他独自蹲在地上，随手捡起树枝在沙地里飞速演算，直到数据确认无误，才像个孩子一样拍着大腿喊出“成了”。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旁人还在回味胜利的余韵，他手里的老式胶片相机刚拍下几张照片，思绪却已经跳到了下一个维度，他在笔记本上直接写下了新的课题：“激光搞核聚变靠谱不？” 这位老人的目光永远盯着未来，哪怕身体已经跟不上思维的速度。 1976年进行地下核试验时，已经69岁高龄的他，背着笨重的氧气袋，猫着腰在狭窄幽暗的坑道里艰难穿行，只为了一个个检查那些埋在花岗岩裂缝里的传感器；到了1992年，85岁的老爷子在会上颤巍巍地站起来，为了推动“人造太阳”的研究和“863计划”，激动地拍着桌子大声疾呼。 那位当初撤走的苏联专家或许只猜对了一半：中国确实有了这张“王牌”就够了，但他没猜到的是，这张王牌不仅用算盘打赢了计算机，更是用一种近乎执拗的骨气，为这个国家撑起了挺直腰杆的脊梁。 信源：光明网——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造出大国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