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知青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 1970年的风，带着川东山区的湿冷，吹在公审大会的土台上，也吹在21岁知青陈默的心上。那天，他被绑在台子中央，胸前挂着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陈默”的木牌，头发凌乱，衣衫破旧，脸上还带着被关押时留下的淤青。台下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他低着头，耳朵里灌满了“打倒反革命”的嘶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下，真的要死了。他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只是在知青点的田埂上，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怀念家乡的歌，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怎么就被判了死刑。 陈默是重庆主城区人，1968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和一群同龄人一起，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川东大巴山深处的红星知青点。他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从小喜欢唱歌、写歌词，手里握的本该是笔和歌本，却被迫扛起了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知青点的日子很苦，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吃不饱、穿不暖，夜晚躺在冰冷的土坯房里，思念家乡、思念父母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席卷着他。 1970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收工后，陈默趁着月色，独自走到田埂上，望着远方重庆的方向，轻轻唱起了自己写的《山月归乡》。歌词很简单，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对家乡的眷恋，对父母的牵挂，对知青生活的迷茫——“山月照田埂，寒风吹我身，遥望嘉陵水，何时归家门”。他唱得很轻，带着一丝哽咽，却没料到，被不远处巡逻的民兵听到了。 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一句不合时宜的话、一首未经允许的歌，都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巡逻的民兵当即把陈默抓了起来，搜走了他藏在枕头下的歌本。歌本里，除了《山月归乡》，还有几首他写的、记录知青生活的小诗，没有任何反动言论，没有任何攻击诋毁的内容，却被认定为“散布消极情绪，动摇革命意志，构成现行反革命罪”。没过多久，公社就下达了判决通知——判处陈默死刑，择日公审。 被关押在娃娃桥监狱的那些日子，是陈默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娃娃桥监狱是当地的一所小型监狱，关押着不少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和失足青年，条件极端恶劣，牢房狭小潮湿，每天只能吃一顿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陈默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他给父母写过一封绝笔信，字里行间满是遗憾与不甘，他遗憾自己没能孝顺父母，遗憾自己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就因为一首歌，要结束年轻的生命。 监狱里的老犯人劝他：“认命吧，这个年代，冤死的人不少，别再胡思乱想了。”陈默也渐渐绝望，他开始沉默，不再唱歌，不再说话，每天机械地干活，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公审时，绝不辩解，只求能走得体面一点，只求来世，能安安稳稳地唱歌，能陪在父母身边。 公审大会那天，陈默被押上土台，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他闭上双眼，等待着“死刑”两个字从审判员口中说出。可没想到，当审判员念完他的“罪行”后，停顿了几秒，缓缓开口，说出的却是：“判处陈默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炸在陈默的耳边。他猛地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审判员，眼里满是震惊与茫然，甚至忘了挣扎——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以为是临死前的幻觉。直到身边的狱警推了他一把，低声说“还不快低头”，他才反应过来，眼泪瞬间夺眶而出，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劫后余生的狂喜，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希望。 他后来才知道，改变他命运的，是当时的主审判员李建国。李建国是一名老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在审理陈默的案子时，他没有盲目跟风，而是仔细翻看了陈默的歌本，反复听了证人证言，发现陈默写的歌、写的诗，没有任何反动内容，只是一个年轻知青，在艰苦的环境中，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表达自己的迷茫，根本算不上“反革命”。 可当时的大环境，压力巨大，公社里的造反派坚持要判陈默死刑，认为“必须严厉打击，以儆效尤”。李建国顶着被批斗、被撤职的风险，一次次据理力争，他说：“我们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为了保护年轻人，不是为了滥杀无辜。一个孩子，唱首歌怀念家乡，就判死刑，这不符合革命的初衷，也对不起良心。” 经过多次争执，李建国终于说服了众人，将死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而更让陈默没想到的是，宣判后没多久，因为当时政策出现细微松动，再加上李建国暗中帮忙，证明陈默的“罪行”确实存在误判，他被提前释放，离开了娃娃桥监狱，得以重返知青点，后来又借着知青返城的政策，回到了重庆老家。 离开监狱的那天，风依旧很冷，可陈默的心里，却暖得发烫。他回头望了一眼娃娃桥监狱的高墙，眼里满是感激——他感激李建国的正直与良知，感激命运的垂怜，感激自己没有因为一首歌，就丢掉年轻的生命。回到老家后，他找到了李建国，当面道谢，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