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后，敌人用尽酷刑仍未撬开她的嘴。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她难逃一死时，敌人却突然将她释放——看似“网开一面”的宽容，实则是布下的致命陷阱，特务早已在她身边暗中监视。谁也没想到，罗文坤接下来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以死报警！ 走出刑讯室的那一刻，对于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来说，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生机，而是一场比老虎凳和烙铁更令人窒息的狩猎。 那是1942年7月11日的桂林，逸仙中学的教职工宿舍里，空气静得可怕。案头摆着特务“贴心”送来的《自新悔过书》，封皮烫金的字眼显得格外刺眼；窗外，几个陌生的小贩吆喝着并不顺口的方言，对面屋顶上那个修瓦匠，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往这扇窗户里瞟。这一幕幕看似平静的日常，实际上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敌人玩了一招阴损的“欲擒故纵”，想把这三个特殊的“释放犯”当作活体诱饵。 这三人不仅是备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更是身负重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早在三天前的“七九事件”中，随着逸仙中学的校门被强行踹开，他们就落入了特务手中。为了从身为广西省工委副书记的苏蔓嘴里撬出机密，特务们在龙隐岩的审讯室里使尽了修罗手段。 蘸了水的皮鞭抽在身上，血水顺着岩壁流淌；滚烫的烙铁按上后背，皮肉烧焦的气味充斥着阴暗的石洞。特务甚至阴毒地把罗文坤押到受刑现场，企图用丈夫苏蔓惨不忍睹的模样来击碎她的心理防线。然而，无论是苏蔓一次次痛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后的沉默，还是罗文坤那句“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怒喝，都让敌人的酷刑变成了徒劳的独角戏。 既然硬攻不成，敌人便设下了这个死局。他们笃定，只要这三个人还“活着”住在学校，不知情的交通员和下线同志一定会按原定计划上门接头。到时候，整个广西地下党组织将被一锅端。 局面几乎是无解的。苏蔓尝试过让妻妹罗筱坤假借外出的名义去报信，可小姑娘还没走出多远，就被那几个装模作样的“香烟贩子”截住，藏好的字条被撕得粉碎。与此同时，高官亲戚的劝降信、家人寄来去上海避风头的船票，也都随着那份“悔过书”递到了眼前。这似乎是两条路：要么变节求生，要么坐等战友自投罗网。 但这三位年轻人，在生命的倒计时里，自己走出了第三条路。 宿舍里的灯光亮了整整一夜，那是一种极度冷静后的诀别。他们没有痛哭流涕，而是像每一个平常的备课夜一样，井井有条地处理身后事。苏蔓把书架上的《资本论》整理好，在纸片上留下了六个血字：“不自由，毋宁死！”张海萍给远方的兄长写下那封用青春换取自由的绝笔信。 而罗文坤，默默找出了那件蓝布旗袍，那是苏蔓送她的定情物，她把领口的蝴蝶结盘扣系得方方正正。他们甚至还抽空批改完了学生们的期末试卷，在毕业纪念册上留下了最后的字迹。 1942年7月12日深夜，所有的纠结与煎熬画上了句号。在这个仅有10平米的宿舍里，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选择用三尺白绫，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一年，他们中最年长的苏蔓28岁，张海萍才25岁。 第二天清晨，破门而入的特务们看到三具冰冷的遗体时，彻底傻了眼。苏蔓的手里死死攥着党章的一角，罗文坤依偎在丈夫肩头，张海萍依旧保持着眺望窗外的姿势。这惨烈的一幕，宣告了敌人诱捕计划的彻底破产。 为了掩盖行动的失败，气急败坏的敌人在《扫荡报》上炮制了一则荒唐至极的新闻，声称三人是因为“桃色纠纷”集体自杀。这原本是用来泼脏水的昏招，却没想到成了最具穿透力的警报。早已处于戒备状态的地下党负责人，在看到官媒竟然大肆报道几个中学老师的“绯闻”时，立刻洞悉了背后的反常——若真是私情，何须官方报纸如此大动干戈？ 正是这份“漏洞百出”的死讯，让省工委书记钱兴确认了危机的真实性。党组织以最快速度切断了与三人单线联系的渠道，五个相关支部、数个交通站以及进步学生团体迅速完成转移。这场本该席卷广西地下党的腥风血雨，硬是被三个人的生命给挡在了门外。 数十年后的今天，在桂林尧山南麓，几株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块石碑，上面鎏金的大字刻着“苏蔓罗文坤张海萍革命烈士纪念碑”。相比于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这种在无声处听惊雷的牺牲，这种以自我毁灭来传递情报的决绝，不仅保全了革命的火种，更让我们看清了信仰真正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