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哪来的这么多钱？
 
1984年，年逾八旬的耿维馥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前徘徊许久，最终走进了公安局的大厅。
 
当她表达出想要捐款的意图时，工作人员初时并未放在心上。
 
可当她竟然要捐出24亿元。
 
工作人员以为这是一场玩笑。
 
但耿维馥坚定地重申这笔钱是她为丈夫的罪行赎罪而捐出的。
 
接着，她的捐款事件迅速上报。
 
耿维馥，这个普通的清洁工的财富并非源自自己奋斗，而是源自一个已经离世的男人赵欣伯。
 
赵欣伯年轻时他积极参与革命，追随孙中山的脚步。
 
可革命的失败，他心态发生了转变。
 
1915年，他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并在日本结识了那些后来成为侵华战争主要战犯的日本人。
 
受到他们的影响，赵欣伯最终成了亲日派汉奸。
 
借助日本的支持，他积累了大量财富。
 
那个时候，耿维馥年仅十五岁，她遇见了赵欣伯。
 
为了嫁给赵欣伯，耿维馥甚至不惜改名为赵欣伯的前妻王碧琰的名字。
 
然而，最终在赵欣伯的要求下，改名换姓，成为他的妻子。
 
婚后赵欣伯在表面上对她较好，并且他们的家庭也看似幸福。
 
然而，赵欣伯依靠为日本军方工作而积累的财富，成为了真正的富豪，但他知道，自己汉奸的身份会受到清算。
 
他将所有资产都登记在了耿维馥名下。
 
1946年他被定为叛国罪，最终死于监狱。
 
而耿维馥，在丧夫之后，选择隐姓埋名，带着儿子艰难度日，她甚至不得不做起了清洁工。
 
她曾尝试到日本继承赵欣伯的财产，但由于复杂的国际纠纷，始终未能成功。
 
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漫长诉讼，最终，国家成功追回了赵欣伯所积累的财富。
 
耿维馥对此既感到欣慰，又感到万分羞愧。
 
为了弥补丈夫所犯下的过错，1984年，耿维馥终于决定将24亿巨款捐给了国家，并坦言这笔捐款是为了“替丈夫赎罪”。
 
还有很多善良的人热衷于捐款。
 
84岁的苏福林退休前是煤矿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每月领取退休金后，除了留下一些基本生活费，苏福林几乎将所有的余钱都用于捐赠。
 
至今，他已经坚持了24年。
 
苏福林的善行始于退休后的第一个月。
 
那时，他每月180元的退休金并不富裕，但他始终坚持为人要多做善事。
 
每当报纸上刊登出需要捐助的消息时，无论是城市，还是偏远乡村，苏福林都尽力伸出援手。
 
有时，他会把自己多余的生活费寄往需要帮助的人，有时，他会亲自赶到医院或家中。
 
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报道了石家庄市高邑县的两名残疾姐妹需要治疗费。
 
苏福林立刻捐出了300元。
 
次日，他又得知一名小女孩因车祸受伤，急需手术费用。
 
他便拿出700元，并亲自带着水果前往医院看望。
 
在他的存折中，能看到他数次支取现金的记录。
 
一年之间，苏福林就曾捐款超过9000元，完全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记录。
 
他说，他从不记得自己捐了多少钱。
 
身边的人渐渐被这位老人的坚持感动。
 
苏福林的子女们起初不理解父亲的行为，但他们也被老人的行动所感染，有时还会和他一同捐款。
 
每当他们接到受助者的感谢电话，老人总是满脸微笑。
 
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对这位常常前来办理捐款的老人充满敬意。
 
中国银行石家庄盛世长安支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起初他们对苏福林有所担心，但在了解他的事迹后，他们不仅免去了他的汇款手续费，还主动帮助老人办理捐款。
 
白方礼的故事也令人感动。
 
解放后，他靠蹬三轮车养育了三个孩子。
 
1970年代，白方礼已经年老，他每月领取政府的退休金回到家乡。
 
然而，回到家乡后，他却发现村里到处是正在劳作的孩子，却没有一个在读书。
 
白方礼感到震惊，原来是教育费用高，农民根本承担不起。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多年来辛苦攒下的5000元积蓄，资助家乡的教育，并决定再次回到天津，继续当三轮车夫。
 
老人衣着简朴，饮食简单。
 
他常常拾取别人丢弃的食物。
 
尽管如此，白方礼依旧坚持将自己省下的钱捐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1994年，他想到通过成立一家公司来更好地资助贫困学生，最终在市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白方礼支教公司”。
 
公司不久后因天津火车站的拆迁而关闭。
 
直到2000年，他仍然坚持将每一分积蓄捐给需要帮助的学生。
 
2005年，这位92岁的老人安然离世。
 
在他的葬礼上，许多人自发前来送别，举着白方礼的照片，眼中泪光闪烁。
 
参考文献：[1]张进美,杜潇,刘书梅.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慈善捐款行为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4):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