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 1950年的北京，一个特殊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各个熟人面前。刘仁静，这个曾经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此时却发现自己四处碰壁。 19岁的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走进中共一大会场，成为最年轻的创始代表。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期间，他凭借出色的英语能力直接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被同伴们称为理论功底扎实的青年才俊。 那次改变中国历史的会议上，年轻的刘仁静与李汉俊发生了激烈争论。李汉俊主张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刘仁静则坚持认为应该立即进行武装斗争，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最终，大会采纳了刘仁静更为激进的观点，这也成为中共一大纲领的重要内容。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在理论争辩中胜出的年轻人，日后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2年，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甚至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 1926年再次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时，苏共内部正爆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刘仁静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深深吸引，认为这种主张全世界同时革命的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 他甚至不惜千里寻访已被边缘化的托洛茨基，两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托洛茨基批判苏联官僚体系的观点让这个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 刘仁静回国后，公然为托派观点辩护，拒绝接受党中央的批评教育。他组织了“十月社”等托派小组织，出版《十月》杂志传播托洛茨基主义。 这种做法很快招致严重后果，1930年，刘仁静被开除出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创始人变成了被清除的“托派分子”。 失去党籍后的刘仁静处境尴尬，他既不被共产党接纳，也被国民党视为危险人物。1935年，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获释。 出狱后，刘仁静进入国民党的一些文教机构工作，但这种选择让他与昔日的同志们渐行渐远。抗战期间，他眼看着当年一起创党的同志们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自己却只能在后方从事文字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刘仁静终于意识到自己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他主动回到北京，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于1950年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检讨。 组织最终还是给了刘仁静机会，他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又调入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这让他能够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和理论功底，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信源：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搜狗百科 新京报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