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有一家人，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在大队当着妇联主任，日子过得好，在

七十年代时，村里有一家人，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在大队当着妇联主任，日子过得好，在当地小有名气。两口子有一个宝贝女儿，长得细皮嫩肉的，高中毕业后在大队当着广播员，一时风光无限，二十多的人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一时间来提亲的踏破门槛，可都被女的一一拒绝了，父母责怪她，别再调皮了，搞不好女大是要添房的。村里人也议论纷纷，说她眼太高，甚至讨厌她来。 这女儿叫晓红，每天早上五点半就挎着帆布包往大队部走，包里装着广播稿和一块擦喇叭的抹布。广播室在大队部最东头，一个小土坯房，里头一个掉漆的木桌子，桌上摆着个黑色的广播机，喇叭挂在房梁上，声音能传到村东头的老槐树下。晓红播音时，村里不管男女老少，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听着，她声音亮，咬字清楚，念起公社文件或是通知开会，比村支书喊得还好听。 就因为这，来提亲的真不少。有公社书记的侄子，在供销社当售货员，能弄到紧俏的肥皂和布料；还有县农机站的技术员，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穿的确良衬衫，看着就体面。可晓红每次都摇头，她娘急得直拍大腿：“你到底要啥样的？人家条件哪点不好？再挑，好人家都被挑完了！”晓红就低头纳鞋底，不吭声，纳完了，把鞋底收进柜子，第二天照样去广播室。 其实晓红心里有个人，是村西头的建国。建国他爹以前是地主，后来成分划高了，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建国比晓红大三岁，高中没毕业就回家挣工分，天天跟着生产队下地，晒得黢黑，手上全是茧子。晓红认识他，是去年夏天。那天她去公社送广播稿，回来时下大雨，自行车链条掉了，她蹲在路边摆弄，怎么也安不上。建国正好赶着牛从山上下来，看见她，把牛拴在树桩上，过来帮她。他手糙，可干活利索，三两下就把链条安好了，还从口袋里掏出块破布，帮她擦了擦车座上的泥。晓红谢他，他脸一红，挠挠头说：“没事，你快回吧，雨大。” 后来晓红发现，建国不光会修自行车，还会修收音机。大队的广播机坏过两次，公社派来的技术员捣鼓半天没修好，建国听说了，揣着把螺丝刀来试试，居然给修好了。晓红在旁边看着，见他额头上渗着汗，睫毛上还沾着灰，心里就有点不一样了。她偷偷把家里的红糖给他装了一小袋，塞在他工具包上，他发现了，红着脸又给送回来，说：“你留着喝，我不缺。” 晓红拒绝提亲，就是因为建国。她知道自己爹娘肯定不同意，建国成分不好，跟他好，爹娘脸上无光。可她就是喜欢他，喜欢他话少，干事实在，喜欢他帮队里老人挑水，帮小孩摘树上的枣子，一声不吭地干。 那天她娘又催婚，说邻村供销社主任的儿子明天要来相看，让她拾掇拾掇。晓红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广播完，她没回家，直接去了村西头的苹果园。建国正在给果树打药，背着药桶，裤脚卷到膝盖。晓红走过去，说：“建国，我爹娘要给我相亲了。”建国手一顿，药喷头掉在地上，药水洒了一地。他低着头，半天说：“那……挺好的，人家条件好。”晓红眼圈红了：“好啥？我不喜欢。”建国猛地抬头看她，眼睛亮得吓人：“你……”晓红咬着嘴唇说：“我就喜欢你。” 这话让她娘知道了，差点气晕过去。她爹把烟袋锅往桌上一磕，吼道：“你疯了？他啥成分？你跟他，以后工作都保不住！”晓红哭着说：“成分咋了？他人好！他修广播机，帮队里打井，哪点不好？”她娘哭着捶她：“好有啥用？人家背后戳脊梁骨，说我们干部家闺女找个地主崽子，你让你爹还咋在公社待？” 这事很快传开了，村里人议论得更凶。有人说晓红傻，放着好好的干部子弟不要，偏找个“黑五类”；有人说建国肯定给晓红灌了迷魂汤。晓红不管，照样每天去广播室，只是见了建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老远看见了，就喊他一声：“建国，广播稿借我看看，今天要播生产队的好人好事。”建国就把自己记的笔记给她，上面工工整整写着谁拾金不昧，谁帮队里修农具。 过了俩月，秋收的时候，队里的脱粒机坏了，眼看玉米堆在场上要发霉，队长急得直转圈。建国自告奋勇，带着两个年轻人，拆了脱粒机，熬了三个通宵，居然给修好了。玉米顺利脱完粒，队里多分了不少口粮。村里人开始念叨建国的好，说：“建国这娃，真是个好把式，可惜了成分。”晓红她娘听了，嘴上不说，心里松了点。 又过了半年，公社号召学文化，大队办夜校，缺个老师。晓红推荐建国，说他高中底子好，字也写得漂亮。她爹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公社书记来检查，听说建国修脱粒机、帮队里搞生产的事，拍着桌子说：“成分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思想进步，肯干活，就该用！”夜校办起来，建国当老师，每晚教大家认字、算账，男女老少都来听，晓红也去，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建国在黑板上写字，心里甜滋滋的。 年底的时候，晓红爹娘松口了。她娘拉着晓红的手说：“你自己选的，以后好好过。”晓红笑了，跑去告诉建国，建国正在给队里的牛铡草，听了这话，手里的铡刀“哐当”掉在地上，他一把抱住晓红，眼泪掉在她头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