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约合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人的一生都在命运的洪流中沉浮，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生死存亡的关键，除了枪炮和意志，还有一根最为隐秘、却又至关重要的经济脉络，若没有这条线上的守护者，革命的火种未必能走到最终的胜利，外人很难想象，1937年那个山河动荡的时刻，正是两位身份特殊的“红色资本家”，用算盘和账本，在刀尖上书写出一份属于信仰的答卷。 卢绪章和肖林的名字，或许在许多历史课本里并不醒目，但他们的事迹却如同地底暗河，静静流淌，却支撑起一座城市的安稳，他们的起点极为平凡：手中不过数千美元的启动资金，身处商贾如云的上海，周围是国民党、日军、各色势力犬牙交错，谁也不会想到，这薄薄的资金和看似普通的商人身份，能在十余年间积累下横跨数省、资产近千万美元的商业网络，更能为新中国留下12万两黄金的家底。 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做生意，单凭胆子远远不够，卢绪章深知，光有钱不等于有安全，资本家的“外壳”就是最坚固的盔甲，上海滩的奢华场面里，他一面与洋行大班讨价还价，一面在深夜把药品通过地下交通员悄然送往抗日根据地，表面上，卢绪章是大老板，出入有汽车，西装革履，宴会上觥筹交错，谁能想到他身上的白衬衣早已补丁累累，连领子的浆糊都是妻子用马铃薯熬出来的？ 肖林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他没有耀眼头衔，不热衷于社会名流的应酬，而是用极强的关系网把利益和风险捆绑在一起，比如，在重庆，他与国民党军需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彼此利益交融，这样一来，军用物资的运输线上，就能悄悄混入革命所需的药品和布匹，表面上大家都是赚钱，实际上却是用敌人的资源补给自己的队伍。 二人的本事，远不止于此，谁都知道，抗战爆发后，西药成了最紧俏的商品，卢绪章敏锐地发现，盘尼西林等药品在上海滩可以卖出高价，他便以高价卖给富豪权贵，转手用赚来的利润，以成本价支援根据地，用敌人的银子买自己的希望，这一招在当时无异于“商业奇兵”，肖林则擅长于市场博弈，重庆成了战时首都，生活物资极度短缺，他从上海大批采购日用品，倒腾到重庆赚取暴利，某年棉纱价格暴涨，他立即囤积几十吨，转手卖到青岛和上海，获利颇丰，囤货、套利、顺势而为，这些现代商业技巧，在他们手中已然娴熟。 然而，生意做得大了，风险也随之而来，敌人不仅仅是明枪暗箭，还有比子弹更可怕的叛徒和查账员，1942年，卢绪章用化名“重庆老孟”亲自押送八万五千元法币给韶关地下党，途中联络人突然叛变，特务全城搜捕，他凭借“少将参议”的身份买下机票，才在千钧一发时刻脱身，国民党的盘查更加频繁，肖林早就准备了两套账本：一套交给组织，记录全部收入支出；另一套对付盘查，逻辑缜密，天衣无缝，每一次危机，都是账本和心智的较量，外人只见账本数字，却不知账目背后，是无数地下工作者的生命与希望。 在赚取巨额财富的同时，这两位“红色资本家”的生活却极为节俭，卢绪章的家人一直过着极为朴素的日子，肖林和妻子王敏卿更是省吃俭用，接待客人时用应酬打包回来的剩菜，对他们而言，经手的金银再多，也从不属于个人，家人疑惑为何不买新衣服，答案很简单，这些钱是用来“干大事”的，他们把自己视为“看门人”，账目清楚，分毫不差。 抗战结束后，卢绪章把生意迁回上海，甚至请来陈果夫挂名药厂董事长，生意越做越大，谁能想到，这些看似为国民党服务的企业，实际是革命经费的秘密通道，肖林则通过各种关系，把青岛的棉纱、上海的实业、海南的物资全都盘活，形成横跨南北的商业网络，每一项布局，都是为党组织输送生命线。 等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刻，无论是卢绪章还是肖林，都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将全部资产、账本、黄金悉数上交，1000万美元和12万两黄金，在当时等于上海全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这些数字，几乎让负责接收的干部都愣住了，肖林夫妇自己只留下三枚银元作为纪念，连一根金条都未动，账本一页页摊开，密密麻麻的数字背后，是十余年暗夜奔波的无数日日夜夜。 这场隐秘的财富转移，成了新中国经济起步最重要的“第一桶金”，许多人后来才知道，南洋商业银行、广大华行、华益公司等名字，背后都藏着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的奇迹，没有这些资产和网络，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打破封锁、购买物资，都会难上加难。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三块银元见证共产党员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