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歌唱大赛，历来被视为“音乐无国界”的象征，此刻却被国界、炮火与政治撕扯得面目全非。当爱尔兰、荷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以退赛要挟，要求将以色列逐出二○二五年赛场时，他们实际上在追问：音乐究竟有没有国界？如果有，它该由谁来划定，又以什么标准丈量？ 音乐曾穿越柏林墙，也曾陪伴难民穿越地中海；它能在炮火里给孩童片刻安宁，也能在聚光灯下让敌对城市同步打拍子。但当加沙的废墟影像每晚滚动播出，当公共广播公司收到成千上万观众“拒绝为战争伴奏”的抗议信，音乐便不再只是旋律与和声，而成为国家形象的扩音器。欧洲广播联盟被迫把“政治中立”的古老信条放进投票箱，让成员国用鼠标点击决定谁的声音可以被听见。这一刻，舞台灯光成了探照灯，照见每一张选票背后的历史债务与道德账簿。 “无国界”从来不是说音乐可以悬浮于血肉之上，而是指它有穿透国界的能力。穿透，意味着先承认墙的存在，再寻找缝隙。如果十一月投票真将以色列排除，那不会是音乐的失败，而是音乐被迫承认：当墙太厚、血太热，旋律必须先为生命让路。反过来，若以色列留在赛场，观众也不必急着宣判“艺术已死”；只要加沙的童声合唱团仍被挡在边境，转播镜头里任何一句歌词都会成为质询——为什么同一张通行证，有人能唱，有人只能哭？ 因此，音乐有国界，这并非宣言，而是描述。国界是护照、审查、票房、炸弹、观众情绪与广告商底线的总和。真正的命题不是取消国界，而是让每一次跨越都付出代价与责任。明年五月，无论舞台设在哪个城市，只要有一支队伍缺席，他们的空白就会像未愈合的伤口，提醒所有仍在唱歌的人：声音可以飞越城墙，但回声里永远带着砖瓦的碎屑。音乐因国界而疼痛，也因疼痛而不再只是娱乐，它成为记录——记录我们如何在分歧中继续聆听，在聆听中继续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