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孙玉芹盯着报纸上"氢弹之父"四个字，心想："原来老头子瞒了半辈子的秘密，是去造氢弹了啊！" 还记得那天清晨的阳光透过厨房窗户照在当天的报纸上，孙玉芹正准备叫丈夫于敏起床吃饭，目光却被第二版的大标题牢牢吸住了——“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她的手微微发抖，脑海里闪过二十多年来的片段：丈夫深夜归来时衣领上的墨迹、突然消失数月的出差、那些她看不懂的公式纸条…… 这一刻，所有的碎片终于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原来那个看似普通的丈夫，正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个故事得从1961年说起。那是个寒冷的冬夜，于敏比平时晚回来了两小时，大衣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他默默收拾了几件衣物，对正在缝补衣裳的妻子说：“我要出趟远门，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孙玉芹抬起头，注意到丈夫眼中闪烁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一种混合着兴奋与沉重的复杂神情。她没有多问，只是默默起身，往他的行李里多塞了两双厚毛袜和一件毛衣。 其实于敏原本准备出国深造，飞机票都快落实了，却在临出发前三天被紧急召见，钱三强拍着他的肩膀说：“国家需要你搞氢弹，这事儿得烂在肚子里。” 从此，“出差”成了于敏的口头禅，这一别就是整整八个月音讯全无。偶尔回家，也总是深夜归来，天不亮就又离开。 孙玉芹渐渐发现，丈夫的白衬衫领口总是磨得发毛，手指上常带着蓝黑色墨迹，眼底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有时深夜醒来，她会看见丈夫披着外套在书桌前写写画画，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表对她来说如同天书。 而在遥远的西北试验基地，于敏和同事们正吃着掺了沙子的馒头，喝着带着苦碱的水，在零下30℃的极寒天气里坚持工作。 氢弹的研制是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国际技术全面封锁，国内资源匮乏，科研人员要靠自己的智慧一步步摸索。 1964年秋天，于敏破天荒地在家连续待了三天。 10月16日下午，他突然坐立不安，不停地调整收音机的频率。当广播里传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眼中泪光闪烁。 “真好，真好。”他反复说着这两个字，却不再多说一句。 三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于敏特意请假在家，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踱步，不时抬头望望西北方的天空。“今天天气很好。”他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当氢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时，这个平时沉稳内敛的男人突然一把抱起小女儿转了个圈，笑得像个孩子。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而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孙玉芹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大女儿出生时，于敏在戈壁滩算数据；她怀二胎那晚，他抱着笔记本在实验室打地铺；孩子生病住院，他匆匆赶来，只塞了一沓钱，就转身离开。 最让人心酸的是1980年，孙玉芹带着孩子搬了新家，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看到眼前皮肤黝黑、满脸皱纹、胡子拉碴的于敏，竟问了一句：“大叔，您找谁？” 一句话，两人都愣在那里，孙玉芹很快反应过来，认出于敏，扑到丈夫怀里放声大哭。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被那个年代科学家和他们的家人所感动。他们放弃了名利，隐姓埋名，舍小家为大家，用智慧守护国家安全。 于敏曾经说过：“愿将一生献宏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尽管被尊称为“氢弹之父”，他却始终婉拒这个称号，强调“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在他心中，自己只是尽了分内之责，把力量融入了祖国的强盛中。 这样的精神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却很少想起这些红利背后有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他们不求名利，不求回报，只求国家强大，人民安居乐业。 正如于敏在诗中所写：“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道尽了一代科学家的赤子之心。 参考资料：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他的名字曾绝密二十八年——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