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天，一个名叫黄有的战士不幸被日军俘虏，就在鬼子举起刺刀，准备将他杀害的时候，黄有突然站了起来，对着日军说：“别杀我！我还不想死！我愿意带你们去找抗联基地，换取活命的机会！” 1937年的冬天，东北那嘎达，天寒地冻，能把人的骨头缝都冻住。当时东北抗联的队伍正在跟日军周旋，情况紧急，大部队要往深山里转移。总得有人断后吧？黄有就是那个留下来放哨的。结果，大部队前脚刚走，鬼子后脚就包围了村子。人家人多枪多，黄有双拳难敌四手，就这么被俘了。 抓到黄有，日本军官乐坏了。为啥？因为他们查过黄有的底。这哥们儿，是个地主出身，家里有田有产。在鬼子看来，这种人最怕死，最舍不得家业，跟山里那些穷哈哈的抗联战士压根不是一条心。他们觉得，黄有肯定是半推半就，被逼着参加抗联的。只要稍加威逼利诱，肯定能撬开他的嘴。 可他们千算万算，算错了一件事：黄有的出身，和他心里的那团火，完全是两码事。 早在1935年，黄有就跟家里摊牌了：“没有国哪有家，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说完，他卖了家里的粮食，换成钱和物资，头也不回地加入了汤原游击队，后来成了抗联的中坚力量。为了表明决心，他甚至亲手烧了自家的祖宅大院，断了自己所有退路。这种狠人，是鬼子用“荣华富贵”能收买的吗？ 所以，当黄有在鬼子面前表现出那一副贪生怕死、愿意带路的样子时，其实一场大戏已经在他心里拉开了序幕。他不是在求生，他是在给300多号鬼子挖一个巨大的坟坑。 鬼子信了。他们押着黄有，浩浩荡荡三百多人，带着精良的装备和充足的补给，意气风发地钻进了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他们以为自己跟着的是一个向导，一个活地图。他们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死亡迷宫。 黄有这人，心思缜密得很。他带着鬼子在雪地里东绕西绕，专挑那些难走的路。几天下来，他们离真正的抗联基地“四块石”越来越远。更有意思的是，黄有一路上从不吃自己带的干粮，到了饭点就跟鬼子要吃的。罐头、饼干，来者不拒，吃得饱饱的，养足了精神。鬼子也没多想，觉得这是“归顺”的表现。可黄有心里清楚，自己的体力，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而鬼子的补给，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五天过去了，补给消耗了大半，可抗联的影子都没见着。鬼子开始急了，一个军官不耐烦地用枪托捅了捅黄有：“还有多远？” 黄有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他指着林子深处，一脸诚恳地说：“快了，快了，翻过前面那个山头就到了。” 鬼子们精神一振，加快了脚步。果然，没多久，他们看到了一排房子。这下，所有人都兴奋起来，以为找到了老巢，立马架起机枪，摆开进攻队形。喊了半天话，里面静悄悄的。等他们小心翼翼地摸进去，才发现，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就是一个废弃的空营地。 这地方，其实是黄有以前带人建的，早就没人了。 日本军官气得脸都绿了，拔出枪就顶在黄有的脑袋上。黄有却一脸无辜和委屈：“长官，我被你们抓了这么多天，队伍转移了，我哪知道啊！”这话说得，逻辑上没毛病。鬼子虽然气，但也拿他没办法，毕竟还需要他这个“向导”。 当天晚上，又累又饿的鬼子在一个背风的山坡上宿营。到了半夜，黄有借口上厕所，趁着哨兵打盹，一头扎进了黑暗的林海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狂奔了两个小时，手脚都冻得没了知觉，终于体力不支，昏倒在雪地里。 幸运的是，一位路过的抗联侦察兵发现了他，把他救回了营地。黄有醒来后，用微弱的声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鬼子……在山里……没吃的了……快去……包饺子……” 抗联领导一听，立刻组织部队出击。此时的日军，在冰天雪地里被拖得人困马乏，又冷又饿，早已没了战斗力。抗联战士们如神兵天降，一顿猛攻，打死几十人，剩下的鬼子在绝望中四散奔逃，最终没能走出那片林海，大部分都被活活冻死、饿死在了深山里。 黄有虽然活了下来，但他的四肢因为严重冻伤，已经开始溃烂。在缺医少药的营地里，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情况一天天恶化。后来，大部队需要转移，战友们劝他下山找个亲戚家养伤。黄有却摇了摇头，他说：“不行，那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最终，组织留下两名战士照顾他。可是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营地里很快就断粮了。为了给黄有找吃的，一位战士下山，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位战士接替他，也牺牲在了路上。 行动不便的黄有，在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后，很快就因为饥饿和伤情恶化，静静地牺牲在了那个孤零零的营地里。当抗联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带人返回探望他时，只看到了一具冰冷的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