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那是他的同乡，叫彭佑亭，以前在长郡中学当过校工，后来做生意，两人还算熟络。 任弼时想了想，这一声喊出去，会是什么后果？敌人立刻就会警觉，彭佑亭不仅救不了他，自己也得搭进去。他那惊人的冷静，在那一瞬间压倒了求生的本能。 他赶紧使了个眼色，微微摇头，示意彭佑亭别出声。然后，他扭头对着押解的士兵，用一口湖南汨罗方言大声嚷嚷起来：“哪个是共产党囚犯？你们不讲理乱抓人！我叫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朝奉，到南陵县是给我姑妈送钱的！” 这话一出，大部分人听不懂，但彭佑亭听懂了。“胡少甫”、“长沙伟伦纸庄”，这几个词像密码一样，瞬间传递了最重要的信息：我的假身份是什么，你们要按这个身份来救我。彭佑亭是个机灵人，立刻明白了老乡的难处和计策。他不动声色，趁着混乱，悄悄凑近，任弼时找机会把用铅笔在小纸片上写好的口供信塞给了他。彭佑亭拿到信，提前下船，连夜就奔长沙去了。 这种沉稳，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早在1918年，他才14岁，南北军阀在长沙混战，学校被占，同学们都跑光了，他一个人留在学校复习功课，还写信催同学返校，说“数年所学皆须温习，倘不能毕业，殊有害于前途”。这种“钝感力”，其实就是一种能屏蔽外界干扰，专注于核心目标的超强能力。 三年后，1921年，17岁的他要去苏俄留学，路过中俄边境，被当成“鼠疫患者”给扣下了。同行的萧劲光他们都过去了，急得不行。结果两天后，任弼时自己找来了。怎么脱身的？他说耍了个小聪明。量体温的时候，他偷偷把体温计的水银那头露在腋窝外面，体温自然就“正常”了。盘问他的人找不出毛病，只好放人。 所以，到了1928年在安徽被捕，面对敌人的老虎凳、踩杠、夹棍，他能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是“胡少甫”，也就顺理成章了。 1929年底，他在上海又被捕了。这次更险，他是去参加共青团省委的会，结果那个秘密机关被端了。他一走到门口，就觉得气氛不对，院子里出奇地安静。在被特务扭住胳膊的一瞬间，他做了两个动作：一是把口袋里的机密纸条塞进嘴里咽了下去，二是在被推上囚车时，假装滑倒，把一只鞋甩在了门口。这只鞋，就是一个无声的警报，告诉后面来的同志：这里有危险，赶紧撤！ 这两次入狱，他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了斗争的新战场，也锤炼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也正因为如此，党和人民才对他无比信任。叶剑英元帅后来评价他，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当然，铁人也有柔情。他的冷静和智慧，不只用在对敌斗争上，也体现在他对家人的爱里，只是这种爱，融化在了更大的家国情怀中。 他的妻子陈琮英，是家里的童养媳，文化程度不高。但任弼时从没嫌弃过她，1926年在上海结婚后，就带着她一起干革命。陈琮英跟着他送信、搞油印，从一个旧式妇女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28年他第一次被捕，陈琮英接到消息，抱着一岁多的女儿苏明，爬上拉煤的火车就赶回长沙，四处奔走营救。可惜，孩子因为一路颠簸劳累，感染风寒夭折了。任弼时对妻子说：“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他对子女的教育，也一样充满了“长线思维”。女儿远志15岁才见到他，他就要求孩子在学校学会吃苦。在转战陕北的炮火声中，他还坚持给女儿写信，信里不是嘘寒问暖，而是叮嘱她“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还在“安心好好学习”几个字下边加了着重号。 然而，就是这样一头不知疲倦、为新中国设计蓝图的“骆驼”，自己的身体却被严重透支了。两次入狱的酷刑，长征的艰苦，延安的操劳，给他的身体埋下了严重的病根。1945年，苏联医生就诊断出他有严重的脑血管硬化和高血压。毛主席和中央让他休息，他歇了一个礼拜就待不住了，又扑回工作岗位。 到了1949年，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时常昏迷。医生明确告诉中央，他的情况经不起任何大的情绪波动。开国大典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为了保护他，毛主席亲自下令：“任弼时同志不得参加开国大典。” 10月1日那天，任弼时只能在玉泉山的住所里，通过收音机倾听天安门广场的声音。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跟小儿子远征说，几十年的斗争，多少人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 这之后，他本该好好休养，但他还是放不下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开始抱病研究战局。1950年10月26日晚，他因劳累过度导致脑溢血，第二天中午就去世了，年仅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