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1936年，毛主席此话一出，斯诺感到十分吃惊。 1938年，南京大屠杀的阴影还没从中国人心头散去，整个国家就浸在焦灼和迷茫里。 4月的时候，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硬拼下来一场胜利，这是正面战场头一次能叫“大捷”的仗，不少人一下子乐观起来。 报纸上全是“速胜论”的声音，觉得用不了多久就能把日本人赶出国门。 可谁能想到，才一个月，日本人的坦克就从厦门五通凤头开进来，直接碾到了厦门大学的操场。 之前被捧成“中日准决战”的徐州会战，最后只能仓促撤退，日本装甲车在徐州最热闹的彭城路上横冲直撞，那些喊着“速胜”的声音一下子就没了踪影。 中国大半国土都丢了，上海法租界里，外国人拿着中日钢产量、军力的数据，一口咬定中国肯定输。 南京西流湾8号的“低调俱乐部”里，国民党有些人甚至在商量怎么“体面”地接受战败。 老百姓心里都悬着同一个问号：中国会不会亡？咱们到底能不能赢？怎么赢？ 1938年初春的陕北，凤凰山脚下一孔普通窑洞里，一盏油灯亮了一整夜又一整夜。 毛主席坐在桌子前，连续8天9夜几乎没合眼，抽着劣质纸烟埋头写东西，炭火盆把棉鞋烤焦了都没察觉。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长篇演讲，一个多月后，演讲整理成文字发表，题目就是《论持久战》。 1938年中国的难，不只是丢了多少地盘，更在于大家心里没底。 军事上，日本人有工业优势，坦克大炮比咱们多，推进得快；而国民党搞的是片面抗战，没发动老百姓，部队打起来没后援，这就导致打一仗丢一城，越打越被动。 思想上更乱，速胜论的人没看清中日国力的差距，以为一场胜仗就能解决问题； 亡国论的人又只盯着钢产量这些数字，忘了中国人多、地盘大，更忘了这场仗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这两种想法都没摸到战争的本质，也正是因为这样，《论持久战》才显得那么重要。 1936年跟斯诺谈话的时候，他就已经看透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日本人想一口吞掉根本不可能，所以仗肯定要打很久。 到了1938年，他把这个想法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 别人说持久战，大多只想着怎么在战场上拖时间，毛主席却直接问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打持久战？ 他从国情国力出发，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四个特点：日本人强，但他们退步、地盘小、没多少帮手；中国人弱，但咱们进步、地盘大、有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论持久战》里说抗战要分三个阶段：敌人进攻、咱们防御；敌人稳住、咱们准备反攻；咱们反攻、敌人撤退。 尤其是中间的相持阶段，伟人说这是扭转局面的关键。 日本人想速战速决，咱们就用游击战争拖垮他们，把老百姓发动起来，到处都是抗日的人，到处都是抗日的战场，日本人再强，也经不住这么消耗。 后来也印证了这点，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开说不搞“速战速决”了，这不就是毛泽东早就预见的？ 紧接着在湖南衡山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国共两党三百多个高级将领都来了，周总理、叶帅详细讲了《论持久战》的想法，白崇禧也多次读这本书，还推荐给了蒋介石。 之后蒋介石把这本书跟自己的讲话一起发给每个高级将领，卫立煌、傅作义直接印发给部队，冯玉祥自己掏钱印了三千多册送给国民党要员。 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1940年的时候，看到蒋经国那本《论持久战》都翻旧了，上面红蓝笔画满了道道，还有中文俄文的批注。 1938年12月的时候，一本石印的《论持久战》印了五千册，不到半个月就快卖光了，连出版社的样本都有人想买。 这本书还翻译成英文传到国外，宋庆龄找人译的，毛主席专门写了序言，海外评价也很高。 日本人也注意到了，1938年9月日本的《改造》杂志全文翻译了这本书，1939年他们的特务部门还专门研究里面的观点，虽然没说承认，但军事部署悄悄改了。 可改也没用，那时候，一个共产党员哪怕只是通信员、卫生员，都能拉起一支抗日队伍；一个排的八路军、新四军，就能开辟一块根据地。 庄稼汉放下锄头拿起刀枪，老太太送儿子上战场，妇女们在油灯下做冬衣。 芦苇荡里藏着枪口，平原上有麻雀战，敌人的交通线被破袭战搅得乱七八糟，《论持久战》里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真真切切的胜利行动。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了无条件投降书，美国有家报纸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正确的”。 不是毛主席能未卜先知，是他看透了历史的规律，抓住了人民的力量。 1938年那个又黑又难的年份，延安窑洞里的那盏油灯，照亮了整个民族的胜利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