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刘伯承和陈毅到达西柏坡。当晚，毛泽东就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有什么要求嘛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1948年，毛泽东对陈毅说，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有什么要求嘛尽管可以提。不过，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 毛泽东这话听着是任命，其实是下了一道死命令，一道军令状。这仗，不是在战场上拿枪突突，而是在人心上，在纪律上，在偌大一个“东方巴黎”的街头巷尾里打。输了，丢的不仅是面子，更是里子，是共产党能不能治理好中国的根本问题。 当时解放军打城市，不是第一次了。但之前在一些城市，确实出了点岔子。有些部队进城，还带着农村打土豪那套思维，看见啥都想分，有的单位为抢地盘、抢物资闹得不可开交。老百姓看着这阵仗，心里能不嘀咕吗？这跟过去的兵痞有啥区别？ 所以，从1948年开始，中央就跟上了弦似的，一道道关于城市政策的电报发往前线。毛泽东更是直接“出题”，要求大家总结经验。到了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公布了“约法八章”，后来进北平又有了“入城纪律十四条”。北平的老百姓啥没见过，一看解放军天寒地冻的就睡在屋檐下，不进民房，不扰民，立马给总结了四大优点。人心，就是这么一点点赢回来的。 现在，这道最难的考题，落到了陈毅和他的第三野战军头上。 上海，那可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也是个鱼龙混杂的大染缸。要把这块“瓷器”完好无损地接过来，还得在里面把“老鼠”抓住，这活儿可不好干。 陈毅心里门儿清。早在淮海战役的炮火声中，他就琢磨这事了。他特地把三野司令部的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找来，交代他起草入城纪律。陈老总想得特别细，他说：“部队进了上海、南京，住哪？要考虑。”第二天，他又补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记得古代史书上曾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我看我们也要写上这么一条。” “不入民宅”，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几十万大军，刚从枪林弹雨里钻出来，又累又乏，有房子不能住，非得睡马路？部队里头，反对的声音一下就炸了锅。有的干部说，这不现实，太不近人情了。 可陈毅的态度，斩钉截铁。据说当时他把桌子拍得山响，吼出了那句名言：“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就这么着，这条规定被写进了后来颁布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这份文件送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罕见地连批了四个字：“很好，很好。” 规定是有了，毛主席也夸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天真了。 渡江战役一打响，部队进了南京，立马就出了“乱子”。有的部队没打招呼，直接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这在外交上可是大事。毛泽东知道后，气得不行，立马发电报给前委，说这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 这还不算完。有的战士进了“总统府”，没见过抽水马桶和自来水，把水龙头给扳坏了，淹了半个园子。陈毅和邓小平看到后，气得当场就让除了岗哨以外的部队全撤出去。 这些事，一件件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可以想象，那段时间中央的电报措辞有多严厉。毛泽东直接要求，必须“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 这盆冷水，泼得太及时了。它让三野的将领们瞬间清醒：光有文件不行，光有决心也不行。从士兵到干部，脑子里的那根弦，必须得绷紧，再绷紧！进上海，真是一场“中国革命过一大难关”。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丹阳集训”。 1949年5月，大军云集丹阳。陈毅亲自作报告，开场白就一点不客气：“我们入城的纪律并不好，这样到上海后并无把握。”他激动地说，我们野战军的“野”，到了城市里可不能再“野”了！据说，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把军帽都甩到了讲台上。 整个三野，从上到下都憋着一股劲。粟裕撂下话，进上海“至少要做到比平津更加进步”。 那次集训，细到了什么程度？简直让人咋舌。不仅要反复学习《入城纪律十二条》，要求发到连，人人熟记。甚至还专门开了“城市生活常识课”，教战士们怎么开电灯，怎么用抽水马桶。那个画面，一群刚刚还在战场上拼杀的汉子，坐下来一本正经地学习怎么上厕所，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也是独一份。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有张照片流传下来：一个战士的背包后面，挂着用图画画出来的《入城守则和纪律》，一边行军一边学习。这哪是去打仗，这分明就是一群要去“赶考”的学生，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知识点。 这支军队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不仅能打碎一个旧世界，更有能力、有纪律、有智慧去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精神，从70多年前的上海街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看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能有今天的繁荣和秩序，它的“出厂设置”里，就刻着当年那支部队用纪律和汗水写下的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