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时，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问

1949年，特务头子毛森抓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审讯时，毛森用刀划开她的衣服，轻蔑问道：“招还是不招？”说着就把烟头烫在她的锁骨上！ 没人知道，刘惜芬的“交际花”身份全是装的。她本是厦门鼓浪屿上的普通护士，父亲早逝后，母亲靠给人缝补衣服勉强维持生计。 中学时，她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星照耀中国》，那些讲革命、讲解放的文字，让她心里扎了“要让穷人过好日子”的根。 1946年，经同学介绍加入地下党后，组织发现她模样清秀、性格开朗，既能用护士身份出入医院接触各界人士，又能在社交场合自然应对，才决定让她以“交际花”为掩护开展工作。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特意学了跳舞、插花，还攒钱买了两件合身的旗袍。 每天傍晚，她会准时出现在国民党军官常去的“南国咖啡馆”，端着咖啡跟他们聊时局、谈八卦，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把听到的军事情报记在心里——有的记在袖口内侧，有的写在药盒的标签背后，回家后就赶紧抄下来，第二天借着给病人送药的机会传给交通员。 有次，一个特务怀疑她，故意问“最近怎么没见你去医院上班”，她笑着晃了晃手里的电影票：“前阵子累着了，跟护士长请了假，难得清闲几天。”几句话就把怀疑挡了回去。 毛森会盯上她，不是因为她的“交际花”身份露了馅，是因为她传递的一份关键情报。1949年8月，厦门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在厦门岛周边加修工事，刘惜芬通过一位常来咖啡馆的参谋，摸清了敌军的布防图。 她把图缩小后贴在胭脂盒的内壁，准备交给交通员时，却被毛森的特务盯上了——原来，那位参谋酒后失言，泄露了“跟一个穿旗袍的小姐换过东西”，毛森顺着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刘惜芬的出租屋。 审讯室里的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毛森用刀划开她旗袍领口时，刘惜芬没躲。刀尖子蹭着脖颈的皮肤，冰凉的触感让她打了个寒噤，可她盯着毛森的眼睛，没露一点怯意。 等烟头烫在锁骨上，滋滋的声响伴着焦糊味散开，她疼得浑身发抖，手指攥得指甲嵌进掌心，却突然笑了：“你也就这点本事？想让我招出同志？做梦。”毛森被她的态度激怒，又让人搬来老虎凳，把她的腿捆在凳子上，往脚跟下垫砖头。 每垫一块，她的额头就渗一层汗，可不管怎么问，她嘴里只有一句话：“我就是个普通交际花，哪知道什么地下党？你们抓错人了！” 其实她心里清楚，毛森不会轻易放了她。被抓前，她给母亲写过一封藏在枕头下的信，没说自己做的事，只说“妈，等过阵子天气凉了，我就回家给您织件毛衣”。 审讯的日子里，她趁特务不注意，把沾着血的布条塞给同监室的难友，上面用指甲刻着“别害怕，解放很快就到”——她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那一天，却还想着给身边的人打气。 有次特务劝她“只要招了，就能活命”，她反问：“你们残害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活命？我就算死，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1949年9月19日，距离厦门解放只剩9天，毛森见从刘惜芬嘴里掏不出任何东西，就把她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押到了厦门鸿山脚下。临刑前，特务让她跪下，她偏要挺直腰杆站着，抬头望着远处鼓浪屿的方向，大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子弹打穿身体的那一刻，她手里还攥着那枚铜质胭脂盒——那是母亲送她的18岁生日礼物，也是她藏过无数次情报的“武器”。 刘惜芬从来不是什么“交际花”，她是穿着旗袍的革命者，用最柔软的外表，扛住了最残酷的折磨。 她的牺牲不是孤立的，是无数地下党员在黑暗中坚守的缩影——他们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智慧、勇气甚至生命，为解放铺路。这样的人，该被记住的不是“交际花”的标签，是她骨子里的信仰，是她明知前路是死，却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