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贵州省大数据领域最新一起高级别官员落马案例。
今年5月，贵州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刚落马，他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工作多年，曾任局党组书记。先后担任该局局长的马宁宇、景亚萍，分别于2024年8月、2025年2月被查。此外，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于施洋也在今年7月初接受审查调查。
这些干部落马案件表明，国家正在加强对大数据领域的监管和反腐力度，并推动大数据这一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
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曾勋
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与产业园大楼。
多名落马干部曾涉及大数据工作
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是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承担着全省政府数据“聚、通、用”工作，运营着贵州省政务云平台，甚至独家承担苹果iCloud中国内地业务的数据运营。徐昊曾担任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等职务，2023年12月起担任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的“一把手”，掌管着贵州省最核心的数据资源运营平台。
徐昊早在任贵阳市副市长时，就分管大数据相关工作。他当时多次就区块链、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数据安全等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大数据的发展重塑了整个城市的发展面貌，大数据让贵阳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就在徐昊落马前的7月24日，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了对贵阳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马宁宇的“双开”决定。马宁宇为清华大学工学博士，曾担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首任局长，是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元老级”人物。2021年11月，景亚萍接替马宁宇出任此职。马宁宇被查后，景亚萍被免职，直到今年2月被通报查处。
李刚则与马宁宇、景亚萍都有过共事经历，他于2020年初担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2024年初升任局党组书记，半年多后卸任，出任贵州省国防科工办主任直至被查。
在更早的2014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秦如培任常务副组长。马宁宇当时是该小组的成员。秦如培主政贵阳市白云区时，徐昊在白云区担任区长助理、副区长等职。2018年1月秦如培在贵州省副省长任上跨省履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后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书记，直到2024年4月落马，其“双开”通报提到，他“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从2011年3月至2024年8月，贵阳连续四任市长李再勇、刘文新、陈晏、马宁宇落马。徐昊任贵阳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时期，与马宁宇之外的三人都曾搭班共事。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徐昊案涉及两处窝案，且窝案之间相互交织。
关于于施洋落马的具体原因，官方尚未公布详细细节。相关人士分析，根据其担任的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主任这一关键职务及其部门的职能，其涉嫌的违纪违法行为可能涉及大数据资源管理审批，相关的工程建设项目、技术研发项目、服务采购项目等。另外，曾有某大数据智库研究员以“课题研究”为名，将企业诉求转化为政策建议，收取咨询费超千万元而被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于施洋主持的“数字中国”相关课题，如果存在利益输送，可能重蹈覆辙。
大数据行业有哪些廉政风险点？
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涉及大量信息化项目立项、软硬件采购及服务外包，资金投入巨大。在项目审批、招投标和采购过程中，若制度执行不严、监督不到位，容易出现利益输送问题。
2025年4月，致公党贵州省委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算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云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查，8月被开除公职，其通报就指出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接、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景亚萍被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项目承接等方面谋取利益”，马宁宇同样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征地拆迁、项目合作、土地竞拍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5年4月，致公党贵州省委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算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云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查。
一名杭州的大数据平台负责人向华告诉记者，大数据行业腐败一直都存在，公众更加关心于施洋、徐昊等落马干部，其实，近年来由于法制法规不健全，大数据行业的腐败现象不仅在政府机关时有发生，在国资公司或民企同样不鲜见。除了基建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可能利用其控制数据资源的便利，进行权力寻租。
“目前大多数大数据中心都是政府和民企共建，其核心资产就是数据。”向华表示，“数据就是财富，政府通常掌握大量公共数据资源，而企业则负责技术开发和平台运营。这种合作模式下，数据资源的访问权限、开放范围和利用程度直接由管理和运营方控制。如果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不健全、数据访问权限审批不透明，就极易滋生腐败。”近几年，已有多名大数据平台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或者高管被逮捕。
各地政府在推进信息系统“大数据化”改造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因保留人工干预权限或系统管理漏洞而导致的权力寻租案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公布的案例，曾任广西桂平市卫生健康局驻桂平市大数据发展和政务局窗口负责人的钟凤，先后5次把由其保管的注册系统的密钥带到桂平市城区茶馆、咖啡店、奶茶店等地方，让行贿人胡某等人用手提电脑登录注册系统，使用桂平市卫生健康局的权限对208名注册、变更材料不齐全或完全没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医师执业注册、变更，致使208名原本不具备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获得医师执业资格。最后，钟凤因犯受贿罪获刑一年。
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向记者表示，监管不力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国务院2024年发布的《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利用政务数据牟利成为新苗头，一些部门监管不严，所属系统运维单位利用政务数据违规经营收费。今年发布的2024年度报告则指出，9717个政府部门已编制的数据目录因未关联信息系统、未注明共享条件等，不符合规范要求。
因大数据监管不到位会影响到公民个人隐私权和经济利益，甚至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6起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行政执法典型案例。2025年3月，不法分子在境外网上兜售河南省舞钢市某学校个人信息数据。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明，相关数据泄露源头为该校智慧刷卡计费系统；2025年5月，贵州某单位政务服务系统遭网络攻击，被涉诈犯罪嫌疑人利用，造成群众财产损失400余万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倪光南认为，大数据生产力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会创造财富，甚至将来会对我们思维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变革。但有人质疑，如果数据管理不规范，数据运用的权限没有受到应有监管，在源头出现了问题，那么，相关监管部门“不作为”或“慢作为”绝非小事，同样是关乎公共利益、市场秩序和国家安全的严肃腐败问题。
管数字关键在管住“人”
“大数据分析监管机构主要包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保密局等，省级大数据平台一般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管理。但是，大数据分很多层级、区块，甚至同一地方同一个系统的大数据都存在壁垒，越到基层，监管效能越差，权责越模糊。”向华表示，这给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此外，大数据管理部门往往呈现明显的‘三权集中’特征，即数据采集审批权、数据资产处置权、数据项目发包权高度集中于少数领导岗位，他们掌握了数据资产评估定价、数据交易合规审查、数据资源特许经营权授予等关键权力，这些权力如缺乏有效监督，极易滋生腐败。管数字关键在管住‘人’，这不仅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具备专业的知识和监察手段，还需要更健全的体制机制，让相关的监管机构发挥监管效能。”
“相比于大数据时代的飞速演进，行政监管长期踟蹰不前或缓慢前行，已难以满足实际监管需求。”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副教授袁博表示，“行政监管的缺位、错位，不仅让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得不到强有力的监督，法律责任条款流于形式，反而助长了对个人信息的违法滥用，事实上导致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袁博认为，在信息产业大趋势下，个人信息数据收集以及处理上的“技术霸权”和主导流通必须受到严格规制，比如，通过行政监管加强企业的信息安全治理；加大对信息处理者违法处理行为的处罚力度等。
一些国外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新加坡设立的政府数据办公室（GDO）模式，将政策制定、平台运营、市场监管等职能分设为独立主体，实现权力制衡。在国内，浙江正在试点的“数据银行”改革，通过设立国有资本控股的数据运营公司，探索数据资产市场化路径；深圳前海试行的“数据合规官”制度，通过专业人才介入实现技术治理与制度约束的结合。
相关专家表示，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也很重要，避免单纯追求项目规模和投资额度的导向，注重项目的实际成效和社会效益推行激励保障机制，适当提高大数据领域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减少腐败动机。同时，建立大数据领域干部定期轮岗交流机制，防止长期任职形成的利益纽带和关系网络；加强跨部门交流任职，打破数据壁垒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向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