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寒冬里的那半包大陆茶：叛徒陈泽明的末路与阴影 1982年的台北冬天，寒风卷着细雨扫过窄巷，清洁妇清晨推着手推车清理垃圾时，在街角排水沟里发现了一个昏迷的老人。老人浑身酒气，额头淌着血，被救醒后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不是鬼，也不是人，别烧纸，省得脏了我的轮回路”。 这个老人，就是三十多年前让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几乎覆灭的叛徒——陈泽明。 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寒风中狼狈不堪的老头，早年也曾是拿过枪、扛过旗的革命者。他是福建人，懂闽南语又会日语，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过，正是凭着这些“优势”，1946年被派往台湾潜伏，成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手底下管着台南、高雄、屏东三地的地下党员，是当时台湾地下党里响当当的人物。 可这份“响当当”，在1950年的保密局刑讯室里，碎得一干二净。那一年，他被叛徒出卖被捕，特务头子谷正文没跟他废话，上来就是72小时车轮战，老虎凳、电刑椅轮番上，陈泽明咬着牙没招。直到谷正文把他年幼的女儿带到刑场，当着他的面挖了个土坑，做足了“活埋”的架势，又掏出伪造的妻子“自白书”，说家里人早就“认罪”了——那一刻，陈泽明的防线塌了。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女儿”，以为招供就能换家人平安。可他供出的，不只是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住址，更是整个台湾地下党的命脉。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很快也叛变了，顺着陈泽明打开的缺口，400多名地下党员接连落网，朱枫、吴石、聂曦这些烈士倒在血泊里，曾经遍布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一夜之间近乎全军覆没。 而陈泽明呢？他换来了保密局的上校军衔，成了“设计委员会委员”，手里攥着七万新台币——在1950年的台北，这笔钱能买下三栋洋房。可他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国民党从来没真正信任过这个“叛徒”，给他的职位看着光鲜，实则是个空壳，后来把他塞进“匪情研究室”当副主任，说白了就是让他坐冷板凳，一举一动都在监控里。他想靠背叛换“小家平安”，结果却活成了个没人待见的“边缘人”。 更讽刺的是，他最想保护的女儿，一辈子都没摆脱他带来的阴影。女儿后来住在台北松江路，终身没结婚，每天傍晚都会在门口烧纸。有邻居说，她家里天天能收到匿名信，信封里总夹着子弹壳——那是生者对叛徒的愤怒，也是历史对他的拷问。她活到八十岁，说自己每晚都做同一个梦：子弹壳里长出豆芽，一掐就冒绿水。 那绿水，多像她心里淌了一辈子的泪啊。陈泽明以为自己是“救女”，却把女儿推进了一辈子的恐惧里；他以为背叛能换“安稳”，却让自己活成了“既不是人也不是鬼”的笑话。直到临终前，他在台北荣民医院给护士留了张纸条：“抽屉里还有半包大陆带来的茶叶，泡完记得把杯子冲干净，别让人看出来”。 那半包茶叶，大概是他这辈子唯一没背叛的东西了。可从他供出战友地址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回不去那个让他带茶叶来台湾的大陆，也再也配不上曾经扛过的那面旗。 有人说陈泽明是“为了家人”，可真正的守护，从不是用别人的生命换自己的苟活。他背叛的不只是组织，更是那些信任他、跟着他干革命的战友，是他当初出发时心里装着的“大家”。最后呢？“大家”没了，“小家”也毁了，他自己成了历史里一个骂名，女儿一辈子活在阴影里——这哪里是“救女”，分明是用所有人的代价，换了自己一场注定悲凉的末路。 台北的冬天还会年年到来，只是再也没人会记得那个揣着茶叶、写着奇怪纸条的老头。唯有他女儿梦里的子弹壳和绿水，还在悄悄提醒着：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有些背叛，哪怕过了一辈子，也洗不掉身上的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