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到死都还不知道，她的继女阿菊，其实也是国民党特务。 不是逼供来的，不是突然被抓才讲，她从一开始就在里边，她是那栋房子里最安静的提醒，她抬手倒水的时候也在工作，她帮着跑户口的时候也在看路，她去租房子的时候把门框的高度记下来了。 她不是一个人，她是那个年代里“亲情”和“体制”咬合出了缝的样子，继女的身份，是朱枫亲手带大的孩子，出门另组家庭，进到保密局那套人里，人情还在人旁，制度已经走到身后，她讲台湾话，听大陆口音，厨房里知道柴米油盐，办公室里看得懂机要条，办案流程她熟，家里作息她更熟，特务系统需要的那种“潜伏亲属型线人”，她整个人就是模具出来的样子。 她不是偶然撞见的，被吸纳，被观察，被试用，外围做过，监听做过，后来变成机要的口，她一路过关，像是一场长考，最后成了“家属武器”，屋里灯灭了，她还看见门缝那点光，她的每一步都有人在背后看表。 视线往另一边挪，蔡孝乾的名字在台北街头出现，在西门町的舞厅，他跳完一曲出了门就有人跟，他之前的身份写在档案里，台共的老资格，转个弯，坐在桌前开始写，电话，地址，通行证，茶叶铺的电台密码藏在哪，他亲自带人回去找，打开柜子，抽出本子，签名，写自述，他配合得很像标准流程。 他不是被打怕了，他转了心，保密局拿着他的手记，一页一页往下对，“吴次长”的字样写在第一行，国防部那边的身份，就这么摊在桌上，抽屉没有锁，纸上留着铅笔的压痕，毛人凤在报告上画了“速办”，定海慈善医院的门随后挂上封条。 朱枫被带走，聂曦的名字出现在口供里，吴石连着被从水面上钩出来，地图上几条线一起灭，台湾那一侧潜伏的线头被人一把抓住扯断，想找哪一环断开都不准，这不是一颗钉子掉了，这是整条链路全垮了。 行刑那天的场地在马场町，地面干，风顺，几个人并着跪，吴石在，她也在，她穿了旗袍，头发梳得很平，像去见一个被约好的客人，宪兵问有没有要讲的，她只说了一句，请打准一点，别让我半死不活，枪响了一次，人还直着。 第二次，第三次，膝盖没塌，直到第七枪，旗袍下面慢慢有痕，整个人才伏下去，验尸的单开得很冷，“三弹贯穿，两弹留胸腔，一弹击碎戒指”，戒指那块，是她吞下去的金，内侧刻着名，镇海朱谌之，过了很多年，东西摆进国家安全教育馆，编号0001，牌子上写了一句，她吞下去的是秘密，吐出来的是历史。 从这张桌子挪到那张桌子，人要相信谁这个问题被摆在灯底下，地下情报员最难防住的，是亲属线上的口突然开了，朱枫信的是自己带大的女儿，靠得是一起过日子的枝节，吴石看着的是读书喝茶下棋的熟人，关系都在手心，敌占区里边，门一关，灯一灭，谁最靠得住，答案落在组织两个字上。 李克农他们早些年坚持单线联系，一个人对一个人，不成网，只成线，在台湾发展组织的时候层级做成隔离，隔断横向，让“意外变量”没地方传，信任能用，但要克制着用，情报工作里，成本高，付出去的那一份，回不来。 1950年，国里一切刚起步，她带着胶卷，按计划本能走回来，里面是很值钱的军事资料，交出去，换到另一条进度线，可是她没回来，没回来的那些名字留在档案室，留在博物馆，留在家属的信件里，慢慢往下沉，沉成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坐标，街道上有人走，学校里有人读书。 办公室里灯亮，她的名字在地图脚注里发着暗光，有句话传下来，死者从未远离，他们只是成为了土地，我们写她，不只是一束花，不是一面旗，是给后来人看一眼，这片东西是怎么一点一点垒起来的，很多人把命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把门顶住，把线接上，把风里的声音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