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之王李克农心中有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那是蔡孝乾叛变带来的千名战友牺牲之痛。这个叛徒如同一条毒蛇，几乎将整个台湾地下网络咬得支离破碎。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李克农亲自布下的一张底牌仍在暗中发挥作用，这张王牌就是由他单线联系的潜伏小组——于非和萧明华。 于非原本是江苏宜兴人，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就接触了进步思想，1938年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跟着部队在苏南打游击。他脑子活、观察力强，每次执行侦查任务都能精准带回日军动向，后来被调到情报部门，跟着老特工学密码破译、学街头暗号，没几年就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好手。 1947年，组织上看中他沉稳的性格，决定派他去台湾潜伏，临行前李克农亲自找他谈话，握着他的手说“你的任务不是冲锋，是藏好自己，把看到的、听到的传回来，活着就是胜利”，这话他一直刻在心里。 萧明华比于非小五岁，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教师家庭，从小跟着父亲读史书，心里早早就埋下了“家国”的种子。 她考上上海暨南大学后，主动加入进步学生团体，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后来因为身份暴露，被组织安排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她接受了系统的特工训练，学无线电、学伪装，还练出了一手好字——后来在台湾，她就是靠批改学生作业的笔迹，把情报藏在课本夹层里传递。 1948年，组织决定让她和于非假扮夫妻去台湾，出发前她剪短了长发，对着镜子练“妻子”的神态，心里既紧张又坚定：“只要能为组织做事，再难我都能扛。” 两人在台湾见面时，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按约定说了句“家里的花浇了吗”，就算完成了接头。 他们在台北租了个小院子，于非开了家小小的文具店当掩护，萧明华则应聘到当地一所女子中学当国文老师，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关起门才敢用暗号交流。于非的文具店成了情报中转站，常有“顾客”来买铅笔、笔记本，其实是传递消息的联络员； 萧明华则利用和学生家长的接触，收集国民党官员的动向——有次她去学生家里家访，听到学生父亲（一名国民党军官）抱怨“最近部队调动频繁，物资都往高雄运”，她悄悄记下来，晚上就把消息整理成密码，藏在给于非缝的衣服夹层里。 蔡孝乾叛变是在1950年1月，消息传到台湾时，于非和萧明华正在吃晚饭，于非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桌上。他们知道，蔡孝乾掌握着大部分地下党员的名单，接下来肯定是大规模搜捕。 那段时间，他们不敢出门，连窗户都只敢开一条缝，每天听着外面的警车声，心里揪得慌——他们不知道多少战友会被捕，只能默默祈祷，同时把之前收集的情报赶紧整理出来，想办法送出去。 有天夜里，萧明华翻出藏在床板下的无线电发报机，想给大陆发报，于非赶紧拦住她：“现在信号肯定被监控了，一开机就会被定位，等风头过去再说。”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还得装作平常的样子。萧明华照样去学校上课，只是批改作业时更小心，把情报写在极细的纸上，卷成小卷塞进粉笔盒；于非的文具店也照常开门，只是看到穿制服的人进来，手心就直冒汗。 有次两名特务以“查户口”为名来家里搜查，翻遍了衣柜、抽屉，甚至把米缸都倒了出来，萧明华强装镇定，给他们倒茶，说“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先生开个小店，我教教书，没什么特别的”，特务没找到证据，骂骂咧咧地走了，两人后背都被冷汗浸湿。 他们藏在台湾的那几年，没回过一次家，没给家人写过一封信——于非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他是半年后通过联络员才知道的，夜里躲在被子里哭，不敢发出声音； 萧明华的妹妹写信到学校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学校把信转交给她，她只能偷偷看一眼，然后烧掉，怕留下痕迹。他们知道，自己的“家”早已不是个人的小家，而是整个国家，只有把情报送出去，才能让更多家庭不被拆散。 后来，他们通过秘密渠道，把收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特务机构名单等重要情报陆续送回大陆，这些情报为解放军了解台湾局势、保护剩余地下党员提供了关键帮助。 李克农收到情报时，常对身边的人说“于非和萧明华是好样的，他们在刀尖上跳舞，却从没掉过链子”。 可惜的是，1950年下半年，因为另一名联络员被捕叛变，萧明华的身份暴露，11月被特务逮捕。在狱中，她受尽酷刑，却始终没吐露一个字，1951年3月，年仅29岁的萧明华被处决。 萧明华牺牲后，于非忍着悲痛继续潜伏，直到1954年，组织上觉得他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安排他撤回大陆。回到大陆见到李克农时，于非第一句话就是“萧明华同志没给组织丢脸”，李克农红着眼眶拍了拍他的肩膀：“她是英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于非和萧明华的故事，藏在隐蔽战线的阴影里，却闪着信仰的光。他们假扮夫妻，不是为了儿女情长，而是为了共同的理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