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部队长期奉行“流寇主义”，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建设。转战中原期间，其军队延续“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的掠夺模式，对控制区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征粮。1643年在襄阳建立政权后，仍未能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军纪涣散导致“仁义之师”形象迅速崩塌。这种破坏性流动，使得本已脆弱的中原经济彻底崩溃，数百万流民失去生存依托。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暴露致命缺陷：对关外清军威胁严重误判，对吴三桂集团处置失当。大顺政权在京城推行“追赃助饷”政策，对明朝降臣严刑拷掠，短短四十日内即丧失士绅阶层支持。山海关战役的仓促决策，以及战后迅速溃败，都揭示其缺乏长远政治眼光。这种战略失误客观上为清军入关创造了契机。 明朝灭亡主因在于内部腐败与天灾人祸，然而李自成作为关键历史节点人物，其行动直接导致三个严重后果：汉族政权防御体系崩坏；清军获得问鼎中原的突破口；中国陷入长达四十年的战乱动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剧，虽为清军所为，但与李自成集团瓦解明廷防御体系存在历史因果关系。 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打破了旧秩序却无力建立新秩序。其反抗精神虽值得肯定，但作为政治领袖的失职，最终使华夏文明付出了过于惨痛的代价。这种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