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唐太宗李世民父子；“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如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远处有人把李世民叫作“天可汗”，近处也有老学者给他打光。 法国的勒内格鲁塞说他改写了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分量不轻。毛主席评他“稍逊风骚”，意思只在文采，气魄不减。少年时的李世民，聪睿、果断、不拘小节，做事干脆，跟人下棋不拖泥。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响动一声闷雷，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血溅宫墙，旋即册立皇太子，后登基把朝局拎稳，贞观之治从这张桌面铺开。 这位皇帝喜欢把日子排得满满当当：鸡鸣入朝，退朝就拉大臣掏心窝子，专谈政事；日影西斜，又把学士请进来，高谈经史，间插玄言，常常熬到深更半夜。 李百药在《封建论》里夸他“四道”，毛主席读到这里，干脆点一句“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与民休息，不搞虚张声势；勤于政事，戒玩物丧志；善纳群言，不做独断官；博学于文，不肯自我设限。四条拿在手里，像四根钉子，把朝廷的作风钉在墙上。 与民休息不是嘴上说。新朝初定，劝他耀兵振武的声音不少，他偏偏选择收刀入鞘，去奢守俭，把国本先养起来。 外面不胡乱耀武，布德施惠，免得“妄劳中国”。 等到内外都安稳，远人反而自己来投，盛唐气象抬头。勤政这一条也不含糊，奏章里有中肯之言，亲手贴在卧室墙上，抬头就能看见。升仙楼有人请看球，他要了球，当众一把火，火苗蹿起，满座噤声：帝王起个头，天下就跟着跑，耽误正事，划不来。 纳谏这道门一开，风就透了进来。 贞观元年，元律师案判死，司法官孙伏伽顶着压力直言不当，李世民不但不恼，还赏下兰陵公主园，价重百万。 重赏不是为花园，是在给朝堂立规矩：只要讲理，就不怕开口。 由此留下许多硬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史为镜知兴替。后人把当时的对话掐出来，编成《贞观政要》，做天下储君的床头书。 书卷气把帝王气熨得服帖。 天策府开文学馆，广延十八学士：虞世南、褚亮擅文辞，孔颖达、陆德明通经史，房玄龄、杜如晦懂治道。馆中值宿，军政一歇即入阁讨论；即位后又设弘文馆，分班值夜，讲论不绝，常至“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诗句也有脊梁：“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读书不是摆样子，是真要从典籍里摸出风化与政理的门槛。 说到打仗，他的手法干净。自己总结“以弱当强、以强当弱”。 弱时佯攻牵制诸路，强处就把兵力掷到一点上，以五六倍之众，四面裹住，一口吞下。 霍邑之战，晋阳起兵西进遇隋军顽抗，秋雨连绵、军粮见底，主帅有退意，他劝止，强调先取咸阳以定人心，随后身先士卒，打通关中门户。 对陇右薛举，选择坚壁不出，相持六十余日，等对方粮尽气衰，一击而破；期间因病交由刘文静主事曾失利，再起炉灶仍按原方针，稳扎稳打。 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一一处置，干净利落。 对战争的态度不飘：兵甲是凶器，土地再宽，好战也要民凋；边境再安，忘战也要民殆。不可全除，也不可常用，分寸要拿稳。这套分寸，后来得到了重量级点名。 毛主席批注《智囊》时拎出这条要领，又下结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把李世民与曹操一起称“会打仗”。 集中优势、全歼速决，不只是战场的算盘，也是士气的杠杆：敌军被歼一团就少一团，我军补足枪口与兵员，气势腾起，增援来不及落地便化作空响。 朝廷另一头，是立储这道坎。 嫡长子李承乾从小聪敏，得父皇器重，常在侧听断庶政；年岁一长，迷上声色，不理政务，还染足疾“不良于行”，威仪受损。 魏王李泰心思不小，晋王李治性情仁孝而弱。李世民瞧中李恪，称其“英果类我”，贞观十二年也就是六三八年赴安州就任前，专门嘱一句“宜自励志，以勖日新”，还盘算着让其外藩成屏。 朝中阻力不小，长孙无忌等极力反对改立。 几番权衡，最终立李治为太子，后为唐高宗。对这桩选择，毛主席在读《新唐书李恪传》时写下那句重话：“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把账摊开看，也能看出另一层心事。 玄武门的阴影还在墙上，兄弟相残的血痕难以洗净。立李治，或能保障同母三子相安，也便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搭出彼此牵制的辅政班子，免得一派坐大。成效并非空话。 李治承贞观遗风，重用名臣，重视科举，亲自策试举人，选入弘文馆待诏；法制上修成《唐律疏议》，成为现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法典；经济稳步，人口统计到三百八十万户；军功方面，大破西突厥，稳定西域，远征高句丽，朝鲜半岛第一次纳入版图，唐代疆域在他手上撑到最大。 诗歌能照见脾气。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里有“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刀光翻在寒风里。 毛主席《五律张冠道中》写“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两句隔着朝代握手，冷气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