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1949 年 12 月 6 日深夜，成都将军衙门监狱的铁门在朱君友身后重重关上。 两名特务架着他的胳膊往前走，冷风灌进单薄的囚衣，他以为这是走向刑场的路。 直到特务突然朝他频繁摇头，眼神里藏着示意，朱君友才猛地反应 —— 这不是赴死，是生机。 朱君友下意识攥紧衣角，那里藏着民盟的经费账本，正是他革命贡献的重要见证。 1946 年加入民盟后，他主动承担财务工作，把家族煤炭生意的盈利贴进革命活动。 账本里详细记录着 “收张某捐洋 20 元”“购印传单纸张 15 元”，为地下工作提供稳定资金。 此前特务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经费流向，他始终咬着牙没吐一个字，护住了组织命脉。 被转移到将军衙门监狱后，他还悄悄用暗号传递狱外经费信息，帮战友维持联系。 出发前，朱君友把身上唯一的棉衣塞给徐孟生，“天冷，你比我更需要”，语气格外坚定。 这不是他第一次舍己为人，在民盟时他就常把棉衣、药品送给贫困的进步学生。 走出监狱大门，昏黄的路灯下，朱君友看到大舅子杨夷甫和徐季达的身影。 两人快步迎上来，没多说话，只把一件厚外套披在他身上，带着他往城外走。 路上杨夷甫才告知，岳父杨维找了徐中齐，用十根金条换来了朱君友的释放许可。 朱君友心里又酸又沉，既感激家人的奔波，又牵挂着狱里尚未出来的战友。 他们躲在中和场乡下的一户农家里，夜里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火声。 朱君友没闲着，帮农户写家书、教孩子读书，还悄悄向村民宣传解放思想。 他用通俗的语言讲 “人人平等” 的道理，为后来当地顺利迎接解放打下基础。 12 月 7 日那天，村民传来消息，说城里的特务在十二桥杀了不少人，朱君友当场昏了过去。 醒来后，他攥着杨夷甫给的地图想回城里找战友，却被杨夷甫死死拦住：“你活着才能为他们作证。” 1949 年 12 月 27 日，成都解放的消息传来，朱君友疯了似的往城里跑。 他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带着军管会同志找到十二桥烈士遗体掩埋处。 凭借记忆逐个指认 “这里是杨伯恺”“那里埋着王伯高”，为烈士身份确认提供关键线索。 之后他又整理出民盟地下工作档案，帮助组织还原成都地下党活动脉络。 1950 年 1 月 19 日的追悼会上，朱君友作为幸存者发言，念到战友名字时，哭得说不出话。 可没过几年，朱君友因 “被国民党释放” 的经历，成了审查对象。 即便如此，他仍偷偷整理革命史料，把自己参与的活动细节写成文字。 “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战友的事”，每次接受调查，他都这样说，从未改口。 那些日子里，朱君友常常想起狱中的誓言，坚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 他还坚持给烈士家属写信，安慰他们的同时，记录烈士生前的革命事迹。 1984 年，调查组找到朱君友，告知徐孟生为他作了证，还查清了账本的用途。 他们说，当年朱君友筹集的经费，支撑了《挺进报》在成都地区的印制与传播。 这份报纸唤醒了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成为他革命贡献的重要印记。 1987 年，朱君友恢复干部职务那天，特意去了十二桥烈士陵园。 他把恢复职务的通知复印件，一一放在战友们的墓碑前，轻声说：“我没辜负你们的信任。” 离休后，朱君友的贡献转向历史传承，每年 12 月 7 日，都会在院子里摆上三十二个酒杯。 他给每个酒杯斟满白酒，自己倒一杯白开水，坐在旁边给子女讲战友的革命故事。 他把账本、暗号纸条等文物妥善保管，还撰写回忆录，详细记录成都地下党活动。 2010 年，九十多岁的朱君友最后一次去烈士陵园，给杨伯恺的墓碑擦了又擦：“明年我还来。” 他还向纪念馆建议，增加 “十二桥惨案” 的细节展陈，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 可到了第二年，朱君友的身体彻底垮了，再也没力气去十二桥。 他躺在病床上，让子女把账本和暗号纸条收进铁皮盒，反复嘱咐要捐给纪念馆。 “这些东西能帮后人记住历史，是我最后能做的贡献。” 他拉着子女的手说。 后来，朱君友渐渐没了力气，但心里始终记着与战友的约定，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 如今朱君友虽已离世，他的子女却接过了他的 “任务”。 他们每年 12 月 7 日都会摆上三十二个酒杯，还把朱君友的账本、纸条捐给了纪念馆。 这些文物成为研究成都地下党历史的重要史料，延续着朱君友的贡献。 朱君友与战友们的约定，在子女手中一直延续着。 而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坚守与信念，也随着这些物件，被更多人铭记。 主要信源：（四川大学档案馆——川大校友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