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中国研究学者一直处于“危机”模式】[鸡同鸭讲，有多少“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缺乏基本理性的认知，而一味搞”政治正确”，靠诋毁东大，为当局摇旗呐喊吃饭？“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不对称主导着全球话语领域，并成为对华鹰派的便捷武器。”这样的“研究”有多少现实意义？]（南华早报）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中国研究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学者，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从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相互不信任（尤其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到日益受限的准入，使得研究和学术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一些人还呼吁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框架，转向更多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研究和真正开放的全球对话。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北京与华盛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舆论战，努力建设软实力，推广其治理模式，并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这种情况让中国研究学者面临着一位学者所描述的“危机”，因为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下一代有志成为汉学家的学生兴趣的日益减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亚关系李世东理会主席拉纳·米特表示，受限的访问以及对数据和实地考察的更严格控制，使得西方研究人员对中国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米特表示，近年来大多数西方研究人员发现自己在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时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中国变得非常难以进入”——无论是在详细调查、深度访谈还是使用大量数据库方面。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也指出，日益严峻的挑战包括更严格的准入限制。他表示，与十年前相比，现在对敏感话题的实地考察和采访受到了很大限制。布朗称实地调研“至关重要”，并表示他认为这些限制导致“对中国的高质量研究真正减少”。他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互不信任，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学术界。此外，“中国人认为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布朗指出，与此同时，英国的国家安全立法也是促使英国研究人员更加谨慎的另一个因素。2023 年英国国家安全法旨在涵盖间谍活动等广泛领域，并引入了获取或披露受保护信息以及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的新罪行。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研究论坛再次引发了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讨论。10月13日至15日举行的世界中国研究大会吸引了数百名中国和外国学者参加。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西方理论框架往往不适合中国研究，他们敦促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具体背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礼在论坛上表示，应该“摆脱现有的知识框架”，转而采用以实地研究为支撑的定制化方法。林表示，这种方法可以纠正偏见，其他几位在活动中发言的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社会学教授托马斯·戈尔德表示，希望更多学者有机会访问中国，因为中国有“许多引人入胜且重要的话题”。“我尤其希望更多外国研究人员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与各行各业的人们接触，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在论坛上用普通话发表讲话时说道。哈佛大学的米特尔也强调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人们注意现有的限制。他解释说：“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接触到一些敏感信息。你需要深入中国一些监管不力或缺乏有效控制的地区。”米特尔表示，许多学者都热切希望确保对“棘手、有时涉及政治问题的议题”的研究仍然可行。“只有研究这些往往非常敏感的议题，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现代中国。”米特尔说：“过去，外国研究人员更容易在地方层面获得研究资料。现在，这种情况有时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但政治学家必须努力争取更多机会，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地方层面。”10 月份论坛上的学者们也承认，随着北京日益寻求塑造国家形象并扩大其在全球话语中的影响力，中国研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2023年，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是一项外交举措，倡导尊重文化的平等和多样性，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将其价值观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与此同时，北京通过语言、媒体和文化运用软实力，旨在重塑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这一趋势与美国日益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以及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和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寻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相吻合。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表示，中国研究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反映了中国自身正在发生的事情。雅克表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中国研究受到了影响，当前的氛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方对这一主题的兴趣”。雅克说，西方公众对中国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且“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威胁到了西方秩序”。他表示，以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并强调访问中国等实际步骤是促进这种理解的关键。他说，一个问题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应该“透过西方的棱镜”来理解中国。“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当然总是失败的，”雅克在论坛上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理解中国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按照中国自身的视角去理解它。”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亚太倡议核心小组创始人王志杰（Ong Tee Keat）也持相同观点。该小组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全球贸易的计划。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在论坛的一个小组会议上表示，当代中国研究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偏见和不透明所笼罩”，难以跟上中国“质的飞跃”。“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不对称主导着全球话语领域，并成为对华鹰派的便捷武器，”他补充道。为了弥合这种脱节，翁建议中国研究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探索超越西方传统界限的新范式，并将中国的规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作为新的中国研究模式的一部分。米特表示，加强合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这位哈佛学者补充说：“西方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都将来自不同地方的理论与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数据结合起来”，强调了自由获取数据和开放实地调查的必要性。米特尔说：“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至关重要。双方都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学者们必须“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并提倡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是强加外部思想。如今，由于资金短缺和人们对该领域兴趣的减弱，一场危机已经席卷了那些想要了解和进入中国的人。布朗表示，在英国获得研究经费“非常困难”。他补充说：“研究中国固然困难，但获得研究中国所需的资助也同样困难。我们确实面临着一场危机。”他指出，年轻一代对学习汉语的兴趣有所下降。“很难说服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学习汉语，而且……现在去中国也不太受欢迎了，”他说。来自挪威的年轻汉学家达格·英格·博伊指出，欧洲的中国研究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承认中国的重要性与真正致力于此之间存在差距，他将此描述为中国研究的“专业相关性”问题。“这确实是个问题，因为说实话，要让人们相信花五年时间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并不容易，”他说。伯伊将这种差距归因于对中国全球角色的缺乏了解，再加上美国无处不在的文化影响，他认为这使得年轻人不太愿意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不过，布朗认为，对中国拥有客观专业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应该让优秀的人才进入中国，并允许年轻学者访问中国，“让他们真正努力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