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是继周总理之后又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廉洁奉公为国家两袖清风的国家领导人，人民感谢他！ 二〇〇二年，他顶着烈日沿堤走，把一九九八年、九九年巡过的长江险段再看一遍，还要把几条大江都跑一遍。 眼睛有病，医生催他做手术，他只说“不看不踏实”。 他心里清楚，一旦哪一截成了“豆腐渣”，真出大水，堤坝和房舍被冲走，这个总理对不起老百姓。 一九九八年三月，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当面告诫部长们，别都当“好好先生”，总得有人敢当“恶人”。八月九日，江西九江城市防洪墙堵口，他站在江风里一段段看，只问：这堵墙，后面的群众睡不睡得着觉。 往前翻到一九八八年的上海，市长候选人发言时，他先把自己的不足摊出来：基层少，地方经验少，脾气急，修养差。 不久，他在全市局级干部会上立下“五戒”：不上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收礼。 媒体报道挡不住，他不装样子；剪彩、题字、受礼一律回绝，收到的礼物全部上交，把自己和权力周围那团人情拉开一点距离。 再往前，人还在国家计委，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同志们劝他提意见。 他在会上说，国家计委决策应由集体研究，不能由少数人甚至一人说了算。 一九七〇年，他被下放到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种地、喂牲口、做饭样样干过。一九七五年回到北京，分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带徒工从爬电线杆练起，最后能安装二十二万伏高压线和十一万伏变电站。 再往前，回到清华园，一九四七年，他十九岁进校，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 他和一群湖南同乡挤在明斋一一七室，相约过“共产主义生活”。 屋里已有包括郭道晖在内的三名地下党员，彼此心知肚明。大家一起办小报《晓露》，他写稿、刻蜡纸；奉地下党安排，三天印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三百本，发到全校。 一九四八年冬，他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他当班长，带着同学完成解放军进城宣传。 同年暑假，他参加“暑假学园”，给中学生补课，党组织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带着湖南口音飘到城郊清华园，长沙学生听着像家乡人说话。 这个月，他在礼炮声中宣誓入党，作为新党员代表发言，说要把一生交给共产主义事业，从那天起，他的党龄和共和国一样大。 后来在东北工业部、国家计委做经济工作。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被平反，党籍和职务恢复。 总理任上的劲头，多半体现在政策选择上。一九九三年，国内粮价突然猛涨，他先看数字：当年增产，收购正常，库存充足，这种涨法不对。 他要求调运、抛售平抑粮价，在会上强调，既要看到主产区农民受益，也要考虑缺粮地区和城镇居民能否买得起、吃得上。 此后，他在拆迁、铁路、三峡移民上定规矩：卖地收入先安置拆迁户，铁路优先修到边疆和落后地区，三峡移民要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上海时，还有一件细节常被提起。 他去菜市场看，消息一出，人把市场口子围得水泄不通。 一位老太太被拦在外面，他让人放行。老太太说，家里厨房边下水道堵了一个星期，污水要从盖板里冒出来。 这样的事，他一直挂在心上，直说基层干部要多替百姓办事，别让人觉得只有找市长才有用。 反腐这一头，他话很硬，一九八八年在上海立过“五戒”，已经把自己和礼物、人情拉开。 一九九五年在中央领导干部党课上，他点名银行、财政、税务系统问题多，在他眼里，腐败是经济工作里的毒瘤，不下重手，发展就是空中楼阁，有的案件必须依法判到极刑。 对不同意见，他不愿只听好话。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转来一位同志关于货币政策的材料，中国人民银行写材料反驳，说“不符合事实”。 他在批语里写清：不同意见总会有，互相切磋有好处，今后措辞尖一点也照样请转来。 二〇一一年，《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首发式上播放了一段视频，他说不敢保证书里每个判断都一定正确，也不指望人人赞同，只肯定一点：里面的话都是真话。 这句“真话”，和年轻时那句“国家计委要集体决策”，和一九九八年记者会上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连成一条暗线。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他在华盛顿会见九十七岁的顾毓琇。 顾老创办清华大学电机系，对他说“为国珍重”，又送上十六个字：“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