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英这样说…… 陈永贵是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山村，从小就给地主放羊扛长工，吃尽了苦头。抗日时期他冒险给八路军送情报，1948年入了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当生产委员，后来一步步成了大寨支部书记。那时候大寨是典型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石头多土少，庄稼长不起来，他就带着大伙儿没日没夜地修梯田，冬天手冻裂了用布条一缠继续干，肩膀磨出血也不吭声。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大寨人硬是把石头山变成了层层梯田，还修了水渠水池，粮食产量一年一个样。1963年那场大洪水把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东西全冲毁了，国家想给救济，陈永贵带着大家立下“三不要三不少”的规矩，一分钱一粒粮都不要，靠自己重新干起来，当年不仅恢复生产，还超额完成交售任务。这件事上报后，大寨一下子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陈永贵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劳模。 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很多人以为他会变，可他还是那身打扮，裹白毛巾穿破棉袄，回村照样下地干活，吃派饭，从不搞特殊。工资不要，只拿大寨工分，国家给的待遇他能推就推。1980年他主动辞了副总理职务，回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日子过得比普通农民还简朴。晚年得了肺癌，临走前把全部积蓄都交了党费，遗愿就是不立碑不进公墓，骨灰撒到虎头山上，永远看着他一手带出来的梯田。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去世的消息传回大寨，全村像天塌了一样。村民们顾不上多想，连夜从自家拆门板扛木头，在晒谷场上搭了个简易灵棚，挂上黑白照片，点上煤油灯，就想让老书记在村里多停几天。谁知道这事儿很快就捅到了县里，电话直接打到村里：灵棚必须拆掉，不然县领导一个都不来祭奠。 那年头正好是农村改革深入的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得正猛，大寨过去那种集体干劲的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县里急着让大寨甩掉“老典型”的包袱，变成新时期的“经济典型”。搭灵棚这事儿在他们看来太张扬，太像在提醒过去的那一套，所以干脆拿“不来祭奠”压村里。村干部接了电话脸都白了，左右为难，谁也不敢先表态。 就在这时候，当年大寨“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英站出来了。她直接走到晒谷场边，双手叉腰，冲着大家大声问：永贵大爷当了副总理，给自家捞过一分钱好处没有？他走了，连个灵棚都容不下吗？这几句话像火星子扔进干柴堆，全村人一下子就炸了。原本还有点犹豫的村民全行动起来，从家里翻出所有白布木板铁丝，一趟趟往灵棚上加，硬是把原来晃晃悠悠的棚子加固得死死的，风刮不倒雨淋不塌。 县里又打了几次电话，村里人就听着，谁也不答应拆。领导最后真没来，可大寨人心里反而踏实了——他们觉得，老书记一辈子没白干，这灵棚就是大伙儿给他的交代。郭凤英那句话传开后，不光大寨人记住了，附近村子的人也都知道了，大家私底下都说，铁姑娘还是当年那股劲儿，敢为老书记出头。 出殡那天，大寨村从天不亮就人山人海，不光本村老少，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自发赶来，还有些外地人听说后也来了，没人组织，就那么跪在村口土路上，从村头一直排到老槐树下。有人带了自家蒸的白馒头，有人捧着一把虎头山的黄土，有人攥着当年陈永贵颁发的劳动奖状。灵车一过，全村哭声震天，那场面比任何官方仪式都让人动心。 骨灰最后按照陈永贵自己的遗愿，撒在了虎头山顶。从山顶往下看，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还在，像一道道印记提醒后人，这片地是老书记带着大伙儿一锹一镐刎出来的。县领导没来祭奠，可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把老书记送走了，这事儿反而成了大寨人心里最硬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