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方面传来消息! 越南媒体报道了：受中日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在日本的越南务工群体因为东大游客减少，正在经历解雇和减薪潮。 大阪难波药妆店的越南店员阮文强最近收到了减薪通知，工时从每月240小时调整至180小时，工资减少四分之一。 他的遭遇并非个例，越南《劳动报》11月23日报道，日本旅游业的经营压力已传导至越南务工群体，失业人数预估达万人规模。 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数据显示，当前在日外国劳工达210万人，其中越南籍占比24%，总量超50万人，连续5年位居外籍劳工榜首。这些人里，62%集中在餐饮、旅馆、零售等服务业，这些行业是中国游客消费的核心场景。 阮文强的工作轨迹具有代表性，2023年他借了5万元人民币高利贷支付中介费用，持“特定技能1号”签证来到大阪，在靠近心斋桥的药妆店工作。 这家店高峰时每天接待300多中国游客，他负责导购和收银，月收入可达18万日元（约合8600元人民币）。 从10月开始，店里客流量骤降，监控显示日均接待量不足50人，裁员减薪成为必然选择。东京新宿一家旅馆的做法更为干脆，11月已辞退12名越南员工，老板表示“中国旅行团退订了80%，现有人员已超出运营需求”。 中国游客“缺席”的影响为何如此显著？日本观光厅数据给出答案：2024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达1.82万亿日元，占所有外国游客消费总额的38%，人均消费额连续8年居首。 疫情前的2019年，这一数字为1.9万亿日元，关键在于，中国游客集中消费的药妆店、免税店、特色餐厅，是越南务工者集中的领域。 日本零售协会调研显示，中国游客减少后，72%的涉旅小微企业选择缩减非正式员工规模，而越南劳工中68%为没有固定合同的非正式员工。 10月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绑定，宣称将动用集体自卫权；11月中旬，日美澳在琉球附近海域开展联合军演，日本“出云”号航母首次搭载美军F-35B战机参与演练。 这些动作影响了民间交流意愿，日本驻华旅游机构数据显示，11月中国赴日旅游预订量环比下降62%，退订潮导致成田机场单月减少30多个旅游团，50万份行程被取消。 “大国博弈影响务工群体”的场景并非首次出现，2012年钓鱼岛事件引发中日关系紧张时，中国游客赴日人数同比下降21%，当时在日越南务工者约18万人，其中3000多人因服务业萧条失业。 对比可见，当前影响规模更大——越南务工人数是当时的2.8倍，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度从28%升至38%，产业链绑定程度更深。 越南务工群体的脆弱处境值得关注，他们持有的“特定技能1号”签证本质为“临时工签”，最长停留5年，不得携带家属，且无法转为永住资格。 千叶县船桥市的一处出租屋，13平米的空间居住着6名失业越南人，其中部分人已拖欠两个月房租，却因债务问题不敢回国。 越南劳动部驻东京办事处工作人员透露，11月已接到2000多起求助，主要集中在失业救济和债务咨询。 日本的劳动力结构矛盾在这场风波中进一步显现，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劳动经济白皮书》显示，日本当前劳动力缺口达1200万人，服务业缺口尤为突出，25-34岁日本年轻人中，仅11%愿意从事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 这种“本土人不愿干，外国人来填补”的模式，使日本服务业对廉价外籍劳工形成路径依赖，抗风险能力相对脆弱。 对比泰国的应对策略，可看出日本策略的局限性，泰国旅游局早在2018年就推出“多元客源计划”，在中国游客之外，重点开发印度、中东、欧洲市场，2025年中国游客占比已从45%降至28%。 日本观光厅直到2024年才启动类似计划，试图吸引东南亚游客，效果有限——东南亚游客人均消费仅为中国游客的40%，且集中在低端市场，无法填补消费空缺。 后续局势的推演可聚焦三个方向。 其一，越南务工群体可能出现分流，部分人会转向韩国、新加坡等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国家，越南劳动部已与韩国达成协议，2026年将新增5万个务工配额； 其二，日本服务业或加速自动化转型，东京部分药妆店已引入中文导购机器人，替代人工成本； 其三，若中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中国游客回流可能带动务工市场回暖，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回暖周期至少需要6-8个月。 日本在政治上采取对华强硬立场，却未充分评估对经济领域的影响；越南通过劳务输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却使务工群体暴露在大国博弈的风险中。 阮文强们的遭遇表明，大国之间的博弈并非空洞口号，会通过经济链条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日本而言，这种“政治与经济失衡”的策略，将面临相应后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