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里的暖光 1977年皖北的冬夜，北风像带刃的鞭子，抽得窗棂呜呜作响。我裹着单薄的被褥缩在知青点大通铺角落，借着月光翻看油印课本，油墨香混着煤油味，是我与城市仅存的联结。 突然被角一凉，一个温热的身子钻了进来。我浑身汗毛倒竖，借着微弱月光，看清是队长的女儿陈红梅。她头发上的皂角香混着泥土气息，紧紧贴着我取暖，声音闷闷的：“我冷，爹打呼噜吵。” 那个年代，孤男寡女同床共枕足以毁人名声。我急得浑身冒汗，低声驱赶，她却像块暖石赖着不动。此后半月，她每晚准时来“蹭暖”，从最初的惊恐愤怒，到后来竟成了习惯——没有言语，只是在寒夜里互相依偎，听着彼此的心跳声入眠。 白天她会偷偷塞给我烤红薯、煮鸡蛋，那些在乡下金贵的吃食，成了我粗粝生活里的甜。一次我淋雨发烧，口粮又被会计克扣，是她端来滚烫的姜汤和炒玉米面，说是从家里悄悄拿的；我砍柴崴了脚，她半拖半背把我送回知青点，捣碎草药细心敷上，眼眶通红地骂我“不要命”。 变故发生在河边。村里的二流子陈二赖调戏红梅，我抄起木棍就冲了上去。两人扭打在地，我脸上挂彩，他被打得头破血流。村长想偏袒亲戚，老队长却拎着旱烟枪挺身而出，打断陈二赖的腿，当着全村人说：“小陈是好娃。” 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陷入狂喜与挣扎。这是回城的唯一机会，可看着红梅清澈的眼睛，我想起那些冬夜的温暖、病榻前的照料、危难时的守护。考试那天，她站在村口目送我，寒风中单薄的身影和含泪的眼眸，成了我心头最沉的牵挂。 拿到上海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老队长摆了全村最丰盛的宴席。酒过三巡，他红着眼眶求我：“把红梅带走吧，哪怕让她当个保姆。”那一刻，我突然清醒——我不能丢下这个用温暖照亮我苦难岁月的姑娘。 “我娶她。”我举杯，“让她名正言顺跟我回上海。” 回城后，父母的反对、邻居的指点让日子举步维艰。我们租住在几平米的亭子间，红梅白天洗碗做工，晚上学普通话、做家务，把小屋打理得温馨整洁。她像田埂上的野草，在陌生的城市里顽强扎根，用勤劳和善良慢慢融化了父母的偏见。 如今几十年过去，我们回到陈家屯安度晚年。每当冬夜围炉，红梅还会问我：“后悔娶我这个农村媳妇吗？”我握紧她布满老茧的手，望着窗外的月光，仿佛又看到那个钻我被窝的姑娘。 “不后悔。”我说，“你不是钻进了我的被窝，是钻进了我的命里。” 那年寒冬里的一点暖光，终究照亮了我们一生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