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她们哭不是因为害怕，是心疼。这个男人叫罗健夫，才47岁，是航天工业部771所的工程师，一个把命都交给国家科研的“傻子”。谁能想到，这个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两年多的人，直到去世前三个月，还在实验室里趴在桌上画图纸。 罗健夫这一辈子，活得太“轴”了！1935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普通教师家庭，打小就跟着父亲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骨子里刻着股不服输的韧劲。1951年，16岁的他瞒着家人报名参军，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亲眼见战友们用落后的武器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心里憋着一股劲——国家必须强，技术必须硬！退伍后他放弃了轻松的行政工作，一头扎进西北工业大学无线电系，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啃完一本又一本外文资料，笔记记得比课本还厚，毕业时硬是凭着全优成绩被分配到航天工业部，成了新中国最早一批航天技术骨干。 谁都知道搞航天科研是苦差事，上世纪70年代的771所，条件差到超出想象。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没有现成的技术图纸，连实验室都是几间破旧的平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罗健夫牵头研制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时，连参考资料都只有几张模糊的国外照片，有人劝他“别费劲了，国外对我们技术封锁，这辈子都搞不出来”，他却梗着脖子反驳：“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凭啥不行？”那段时间，他几乎住在了实验室，白天带着团队拆解废旧零件，晚上趴在桌上手绘图纸，饿了就啃口干馒头，渴了就喝口凉白开，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有同事记得，他手上常年带着伤，要么是焊接零件时被烫伤，要么是调试设备时被划伤，可他从来不当回事，简单包扎一下又接着干，嘴里还念叨着“早一天研制成功，国家航天就少受一天制肘”。 罗健夫的“傻”，在单位是出了名的。他是项目负责人，手里握着科研经费审批权，却从来没为自己谋过半点私利。单位分房时，他主动把向阳的大户型让给年轻同事，自己带着家人住阴暗潮湿的小平房；出差时，他总是选最便宜的火车票，住最简陋的招待所，连一碗牛肉面都舍不得吃；上级给他发的科研奖金，他全部分给团队成员，说“功劳是大家的，我不能独吞”。可对科研，他却大方得很，团队需要购买关键零件，哪怕花光所有经费他都不犹豫，甚至自掏腰包给大家买参考书和工具。有人说他“太傻，不会为自己打算”，他却笑着说“国家信任我，让我搞科研，我不能辜负这份重托”，这份纯粹，在那个年代格外珍贵。 1980年，罗健夫开始频繁感到身体不适，肝区疼得直冒汗，体重也掉得厉害。同事们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说“项目正到关键时候，再等等”，硬是咬着牙撑了下来。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偷偷吃点止疼药，继续趴在图纸上计算数据。直到1982年3月，他在实验室突然咳血，被同事们强行送到医院，才查出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让他立刻住院治疗，他却惦记着没完成的科研项目，偷偷从医院跑回实验室，拖着病体把剩下的图纸画完，还把团队成员叫到身边，详细交代后续的调试要点。他的妻子哭着劝他“你都这样了，别再拼命了”，他却拉着妻子的手说“我是党员，是工程师，国家的科研任务没完成，我不能躺下”，这话听着让人心疼又敬佩。 罗健夫研制的图形发生器，后来成功应用到我国航天、航空等多个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可他却没能看到自己的成果发挥作用。他去世后，同事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除了一摞摞科研笔记和图纸，就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和一双补了又补的布鞋。更让人动容的是，他在日记里写道“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现在很多人追求物质享受，抱怨工作辛苦、压力太大，可想想罗健夫那代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凭着一腔热血和坚定信念，为国家的科技事业鞠躬尽瘁，甚至献出生命，真的让人汗颜。罗健夫不是“傻子”，他是真正的英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榜样。他的精神，不仅照亮了那个年代的科研之路，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为国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