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还健在的二人中最年长的一位，隐姓埋名29年，为国研制12种火箭！ 这位把大半生献给祖国航天事业的老者，名叫王希季，1921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白族家庭，如今已是104岁高龄，与党同龄的他，仍是健在“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年长的一位。很多人不知道，这位缔造了中国航天多个“第一”的科学家，人生起点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小学毕业考全市第一，初中读完学校图书馆所有藏书，足球踢得好，游泳更是“浪里白条”，17岁刚上高一的他，被老师同学“怂恿”报考西南联大，竟真的一举考上，和杨振宁、许渊冲成了同窗。 西南联大的岁月，是他爱国情怀的萌芽。闻一多的慷慨激昂、朱自清的温润严谨、钱锺书一口流利的伦敦音，都深深影响着他。最让他铭记一生的，是刘仙洲先生的一次测验，他用计算尺快速算出结果，却因小数点后第三位出错被给了零分。“搞工程必须零缺陷，一点失误就可能让所有努力归零”，这句教诲，成了他一辈子的科研准则。那时昆明常遭日军轰炸，课堂被炸得支离破碎，同胞流离失所，年轻的王希季攥紧拳头，“工业救国”的念头在心底扎了根。 1948年，王希季带着梦想远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攻读动力和燃料专业。为积累实战经验，他下午三点下课就去电厂打工，从锅炉工干到领班，每天工作八小时，凌晨才能休息，两年内就拿下双硕士学位。正当校方挽留他攻读博士、许诺优厚待遇时，《纽约时报》上的两张照片让他彻夜难眠——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公告，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画面。“祖国需要我，这时候怎能留下？”28岁的他毅然放弃深造，几经辗转，在1950年初登上了回国的“克里弗兰总统号”，同船的还有朱光亚、华罗庚等爱国学者，甲板上响起的《歌唱祖国》，成了他们共同的誓言。 1958年11月，一封突如其来的调令打乱了王希季的生活。彼时他已是热电厂领域的知名专家，科研项目即将收官，却被要求立刻前往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且任务严格保密。面对未知的领域，他没有丝毫犹豫，“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报到后他才得知，自己要牵头研制运载火箭，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这一年，他37岁，此前从未接触过火箭技术。 更严峻的挑战摆在面前：新中国一穷二白，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没有技术资料，没有先进设备，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大多缺乏专业背景。王希季没有退缩，晚上自己啃外文资料，白天给年轻人上课，把复杂的理论拆解得通俗易懂。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计算尺、手摇计算器，甚至算盘，24小时三班倒，一个月才能算出一条弹道数据。经费紧缺到连实验室都建不起，他盯着厕所前的几平方米空间眼睛一亮：“这里足够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液流实验室！” 日军遗留的旧碉堡，被他们改造成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控制火箭分离的定时装置，是7元钱买的闹钟改装的；点火装置，用手电筒灯丝裹上硝化棉就成了。 1960年2月19日，上海郊区的稻田里，王希季和团队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用打气筒给火箭加压，几个人手动转动天线跟踪信号，而他的“指挥所”，就是一堆麻袋堆起的简易工事。随着一声轰鸣，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直冲天际，虽然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却迈出了中国迈向太空的关键一步。这一天，没有鲜花掌声，只有团队成员相拥而泣的泪水。 此后29年，王希季的名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主持研制了18种探空火箭中的12种，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首任总设计师。1970年“东方红一号”升空时，他已投入返回式卫星的研制，直到1975年，当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带着卫星返回舱着陆，他才三天三夜没合眼的脸上露出笑容，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面对“跟风发展航天飞机”的呼声，他力排众议，提出发展载人飞船更符合国情，为“神舟”系列工程奠定了基础。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里，78岁的王希季接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台下掌声雷动。隐姓埋名29年，他的名字终于和那些惊天动地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但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愿做太空的铺路石，国家需要，我就一辈子坚守。” 如今百岁高龄的他，依然关注着中国航天的每一步进展，那句“人生的价值，在于把微薄力量融进祖国强盛之中”，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从西南联大的爱国青年，到毅然归国的学者，再到隐姓埋名的航天元勋，王希季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没有优越的条件，没有海外的光环，他凭着一腔赤诚和过硬本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搭建起中国航天的骨架。这种为国奉献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寒冬里的坚守，是绝境中的创新，是把个人理想完全融入国家命运的笃定。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航天事业带来的荣光，更不该忘记那些像王希季一样的奠基人。他们用青春和岁月，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