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俄语从《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保护的语言名单中移除。此前，乌克兰政府曾多次试图推动这项法律的通过，但最高拉达两次撤回了该法案。 乌克兰最高拉达12月3日的表决结果，让俄语在法律层面彻底褪去了"特殊保护"的外衣。这项被总统办公室称为"历史正义"的修正案，表面看是对《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的技术性调整，实则撕开了俄乌三十余年文化博弈的深层肌理。 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乌克兰就像一台加速运转的去俄化机器，从街头的俄语路牌到学校的历史课本，从媒体的语言比例到教会的归属争议，俄语的公共空间被系统性压缩。 这次将俄语移出保护名单，不过是给这场持续十年的文化战争钉上最后一颗钉子——毕竟在2019年《国家语言功能法》已经确立乌克兰语的绝对主导地位后，俄语的"受保护"身份更像是苏联遗产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修正案里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摩尔多瓦语的同步移除。这个苏联时期为割裂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文化联系而人为制造的"语言"，在基希讷乌2023年正式承认罗马尼亚语为官方语言后，乌克兰顺势将其从名单中剔除，既呼应了邻国的文化回归，也完成了对苏联语言政策的集体清算。 这种"拆旧"的同时，乌克兰也在"立新"——乌鲁姆语、罗姆语等七种此前边缘的语言被纳入保护，显示出基辅试图构建一套去政治化的语言保护体系：不再以族群人口多寡或历史影响力划线，而是真正关注那些濒临消失的文化载体。 但这场法律变革的底色终究是战争。当2022年的炮火撕开乌克兰的土地，语言瞬间从日常交流工具变成身份认同的硬核。 东部哈尔科夫的俄语教师会在课间改用乌克兰语授课，南部敖德萨的出租车司机开始拒收俄语乘客，这种自下而上的语言转向，为顶层设计提供了社会基础。 乌克兰文化部长别列日娜说得直白："现在不是保护强势语言的时候。"在她看来，俄语在乌克兰的"优势地位"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苏联七十年殖民政策的结果，就像克里米亚鞑靼语曾被禁止使用一样，如今不过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俄罗斯的反应在意料之中。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甩出"文化灭绝"的指控，却选择性忽略了一个现实：根据乌克兰教育部2024年数据，全国中小学俄语授课比例已从2014年的34%降至8%，这种转变更多来自民间自发而非行政命令。 更微妙的是，当俄方反复强调"保护俄语族群"时，乌克兰正在重构"语言-国籍"的关系——新的保护名单不再关联民族身份，而是基于实际使用场景，比如匈牙利语社区的保护依据是外喀尔巴阡地区的日常使用，而非族群人口统计。这种去政治化的操作，恰恰戳破了俄罗斯"俄语=俄罗斯族"的叙事泡沫。 欧盟的态度则暗藏玄机。虽然欧洲委员会承认乌克兰的修法符合宪章程序，但布鲁塞尔的担忧写在脸上——2019年拉脱维亚因限制俄语教育引发的族群争议，正是欧盟不愿看到的翻版。乌克兰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点，在修正案通过的同时，悄悄推出了"语言过渡计划"：允许东部地区55岁以上公务员延迟五年通过乌克兰语考试，为俄语媒体转型提供三年缓冲期。 这种妥协背后，是基辅对现实的清醒认知——顿巴斯的俄语母亲们不会因为一纸法律就忘记母语，真正的文化主权，需要时间消化历史的裂痕。 这场语言战争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没有前线却处处是战场。当敖德萨的老书店把俄语小说撤下书架，当哈尔科夫的剧院不再上演契诃夫的剧目，当第聂伯河畔的纪念碑被重新刻上乌克兰语铭文，这些细碎的日常改变，正在重塑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乌克兰人或许明白，领土的收复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而语言的收复必须在这一代人完成——毕竟，当孩子们不再用俄语唱摇篮曲，当年轻人不再用俄语写情书，俄罗斯失去的不仅是文化影响力，更是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想象空间。 这或许就是泽连斯基政府宁可在领土谈判中让步，也绝不在语言问题上松口的根本原因：失去的土地可以再争，丢失的文化灵魂，永远无法赎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