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了发现4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调查后才发现，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 1956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工作队正穿行在密林里，原本是为了勘察边境地形、排查残留的匪患，却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撞见了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的场景——几十个人蜷缩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下，看到陌生人时，他们眼里满是警惕，下意识地往棚子深处缩去。 这些人的模样和山林外的世界仿佛隔着千百年。男人身上大多只缠着几块磨得发亮的兽皮，勉强遮住要害，女人则用晒干的树叶和藤蔓编织成简陋的“裙子”，风一吹就露出皲裂的皮肤。孩子们更可怜，有的甚至光着身子，瘦小的胳膊腿上满是蚊虫叮咬的红肿和树枝刮出的伤疤。 他们住的棚子也算不上“房子”，几根歪歪扭扭的树干当支架，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茅草和阔叶，下雨时根本挡不住雨水，地面上只铺了些干树叶，就是他们的“床”。 工作队试着靠近，却发现语言完全不通。这些人只会发出简单的音节，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像是在表达“不要过来”。后来找了当地拉祜族的老乡帮忙翻译，才慢慢弄明白，这些人是拉祜族的一个支系，祖祖辈辈都叫自己“苦聪人”，已经在哀牢山的密林里住了不知道多少代。 他们从不知道山外还有“国家”，更不知道“新中国”是什么，只知道靠着山林过日子——白天男人拿着用石头打磨的斧头和藤条做的弓箭去打猎，运气好能打到一只野兔或山鸡，运气差就只能空着手回来；女人则带着孩子在山林里找野果、挖野菜，遇到有毒的果子，过去不知有多少人因此丢了性命。 苦聪人为什么会躲在这么深的山里？老人们用比划和零星的语言拼凑出过往：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和压迫，一路往西南逃，最后钻进了哀牢山的深处。山里林密路险，外面的人很少进来，他们也渐渐不敢出去，生怕再遇到危险。 时间一长，他们就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不知道铁器怎么造，不知道粮食怎么种，更不知道衣服可以用棉花织——就这么靠着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一代又一代在山里熬着，冬天靠烤火取暖，夏天躲着暴雨和山洪，孩子夭折是常事，能活过六十岁的人，在部落里就是“寿星”。 工作队把发现苦聪人的消息报上去后，政府很快派来了更多人，带着粮食、布匹和药品进山。可一开始，苦聪人根本不敢要这些“陌生的东西”——他们从没见过白花花的大米，以为是某种“石头”；看到叠得整齐的棉布，不敢用手碰，生怕会带来灾祸。 工作队的人没着急，只是每天把煮好的米饭放在离棚子不远的地方，然后远远退开，让他们自己去拿；看到有孩子生病，就把药磨成粉，混在野果泥里，一点点喂给孩子吃。慢慢的，苦聪人发现这些陌生人没有恶意，眼里的警惕才渐渐淡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像这样的苦聪人部落，在哀牢山深处还有不少，加起来差不多有四万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山坳里，彼此间也很少往来，只在每年特定的季节，才会聚集到某个固定的地方，交换一些打猎得来的兽皮和采到的草药。因为长期与世隔绝，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部落里的故事全靠老人口头相传，日子过得像远古的石器时代，外面的人偶尔撞见，还会把他们当成“野人”。 政府决定帮苦聪人走出深山——原始森林里的生存太艰难了，每年都有不少人因为饥饿、疾病或是野兽袭击丧命。可真要让他们离开住了几代人的地方，并不容易。苦聪人对山林有着刻在骨子里的依赖，觉得只有在山里才能活下去。 工作队的人就陪着他们住了下来，白天跟着男人去打猎，教他们怎么用铁制的猎枪（一开始他们不敢用，怕枪声惊到山神），晚上和女人一起采野果，教她们辨认哪些植物能吃、哪些能入药，还慢慢教他们认识农作物——把玉米种子交给他们，教他们翻土、播种、浇水，告诉他们“种下去，秋天就能收获粮食，不用再靠天吃饭”。 过了差不多两年，第一批苦聪人才愿意跟着工作队走出深山，搬到政府为他们修建的安置点。安置点里盖起了土坯房，有窗户有门，再也不用怕风吹雨淋；村里建了学校，孩子们第一次拿起课本，学着念“中国”“人民”；医疗站里有医生，头疼脑热再也不用硬扛。一开始，还有些老人不习惯，总想着回山里，可看到孩子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在操场上跑，看到家里的米缸再也不会空着，慢慢也就安下心来。 后来，越来越多的苦聪人走出了哀牢山，他们学会了种植、养殖，有的还跟着技术员学起了编织、木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过去“全裸求生”的日子，渐渐成了老人口中用来告诫晚辈的故事——告诉他们，曾经的苦聪人有多难，现在的日子有多珍贵。而那片曾经困住他们的哀牢山密林，如今也成了他们记忆里的一部分，见证着一个民族从原始走向现代，从隔绝走向融合的蜕变。 这不是简单的“帮扶”，而是新中国对每一个民族的承诺——不管你住在多深的山里，不管你曾经过着怎样的日子，都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都能过上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