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新工作室开业，现场来了很多人，看小妹一身黑衣派头十足，现在的小妹已经不是那个在农村种地挖土，天天烧饭带孩子的小妹了。 这场转变的起点，是两年前民政局门口那张轻飘飘的离婚证。 当时她把沾着面粉的围裙扔进垃圾桶，转身走进理发店，剪掉留了十年的长发——镜子里短发的女人，眼神里有陌生的光。 筹备工作室的八个月里，翠花几乎成了半个合伙人。 今天剪彩时，两人握着同一把红绸包裹的剪刀，翠花另一只手悄悄拽了拽小妹的袖口，指尖带着点紧张的汗湿——就像当年在田埂上，小妹教她骑电动车时那样。 六桌坝坝宴摆在临街的空地上，塑料凳不够用，有人端着碗蹲在路边吃，卤鸡爪的香味飘出老远。 城管来的时候，小妹正给孩子夹糖醋排骨，手机在兜里震动了两下。 举报电话没留姓名，只说“占道经营，影响交通”。 人群里有人嘀咕“肯定是小二娃”，毕竟上个月他还来店里闹过，说“你挣的钱有我一半”；但也有人看见，街对面服装店老板娘站在二楼窗边，举着手机拍了半天。 小妹没去查是谁报的警，只是让服务员把桌子往店里挪了挪。 她给小二娃发了条微信：“孩子周末想让你带，我这边忙。” 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了三分钟，回过来两个字：“好的。” 粉丝群里有人刷“快装监控防前夫”，小妹笑着回了个“OK”的表情，转头却对翠花说：“装监控是防贼，不是防人。” 谁还记得三年前，她在田里摘棉花，小二娃开着拖拉机路过，按喇叭喊“回家做饭”，她连头都没抬？ 现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锁着三张银行卡，余额够付一年房租；手机备忘录里，记着下个月要去广州看面料展——这些，她从没跟人说过。 有客人问翠花：“你们俩谁是老板？” 翠花指了指小妹，后者正在接电话，声音清亮：“对，那个款再加两百件，质量按样品来。” 挂了电话，小妹从包里摸出颗薄荷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她黑色西装的肩线上，也落在桌角那张相框上——照片里是五年前的她，抱着孩子站在玉米地里，笑得一脸土气。 没人知道，她昨晚把那张照片发给了自己，配文：“谢了啊，过去的我。” 现在的她，正低头看着手机上跳出的新消息，是银行发来的到账提醒。 她抬起头，对翠花眨了眨眼，嘴角的薄荷糖甜味，比当年灶台上的酱油香，更让人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