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回国探亲时，偶遇了一位赶车的老人，便与他一同搭车回家，彼此相谈甚欢。 谁能想到这场看似平常的同路，竟然藏着一个十八年的等待。 老人赶着马车慢悠悠地走，王扶之坐在旁边，看着路边熟悉的黄土坡，心里盘算着怎么跟家里解释这些年的杳无音信。 老人先开了口，说自己有个儿子叫王硕，十二岁那年跟着红军走了，十八年没一点儿消息，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说这话时，老人声音有点抖，手里的鞭子在空中顿了顿。 王扶之心里咯噔一下，试探着问老人家是哪个村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当老人说出“傅家新庄”和“王德富”这个名字时，王扶之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抓住老人的手说：“爹，我就是王硕啊！” 王扶之这个名字还是部队里指导员给改的。 1936年参军那会儿，他才十三岁，本来叫王硕，指导员说“扶助人民”才是当兵的本分，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当时跟着红军走，心里只想着打跑反动派，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根本没想过这一走就是十八年，连封家信都没能寄出去。 那会儿部队天天转移，有时候在山沟里一待就是半个月，写信成了最奢侈的事。 在部队里，王扶之从通讯员干起，什么苦没吃过。 1936年山城堡战役，他跟着部队转运伤员，背着比自己还重的担架翻山越岭，脚底板磨出的血泡跟鞋垫粘在一起，晚上用热水一泡全是血丝。 后来到了抗日前线，在黄土岭战斗中带着尖刀班端掉日军炮兵阵地，那会儿他才十九岁，却已经学会了怎么在枪林弹雨中保持冷静。 本来想打完仗就回家看看，没想到解放战争打完又去了朝鲜，这一拖又是好几年。 1953年金城战役那会儿，王扶之已经是师长了。 他带着67师突破美军“白虎团”防线，战士们在炮火里往前冲，他在指挥所里三天三夜没合眼，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战役结束后，头上的旧伤复发，组织上批准他回国治疗，顺便探亲。 本来想先写信告诉家里，又怕地址不对寄丢了，干脆直接找了过去，没想到会在半路上遇到父亲。 老人一开始根本不信，反复问家里的细节。 王扶之说家门口那棵老槐树被雷劈过一半，小时候还在树洞里藏过蝈蝈。 说到这儿，老人突然抱着他哭了起来，说这些年村里好多参军的都没回来，他早就不抱希望了，连坟都给儿子堆了一个。 王扶之摸着父亲后背，发现老人的背比记忆里驼了很多，手上全是老茧，心里又酸又疼。 如此看来，王扶之的故事不是个例。 那会儿红军里像他这样的“小鬼”有很多，聂荣臻回忆录里就写过，这些孩子在部队里既是战士也是宝贝，白天打仗晚上学认字，革命熔炉把他们一个个炼成了钢铁。 就拿改名这事儿来说，不光王扶之，很多战士都改了名字，徐向前原来叫徐象谦，改了名就像换了个身份，心里只有“为人民打仗”这一个念头。 父亲后来跟王扶之说，这些年他最骄傲的就是逢人便说儿子是红军，虽然不知道死活，但总觉得儿子在为大家伙儿干事。 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怕是那个年代老百姓最真实的想法。 他们送走儿子时心里疼，但想到能让下一代过上好日子，又觉得值了。 据后来统计，1936年子洲县跟王扶之一起参军的两百多个少年，到1953年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七个，这数字背后是多少家庭的眼泪。 现在回头看，王扶之坐在马车上认亲的那一刻，不光是父子重逢，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那些年战士们在前线流血牺牲，家里人在后方默默等待，这种双向的付出才换来今天的和平。 我们现在很少能体会那种十八年音讯全无的煎熬，但正是这种煎熬里开出的花，才让“家国”这两个字格外有分量。 如此看来，王扶之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英雄，不过是普通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挺身而出。 他们也想家，也怕再也见不到亲人，但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把这份牵挂藏进了心底。 而那些等待的亲人，同样是英雄，他们用一生的守望，诠释了什么叫“舍小家为大家”。 这种精神，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该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