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执行地下党成员朱君友的死刑。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出身成都富商家庭的年轻人，会在刑场前的最后一夜从特务眼皮底下消失。 更让人意外的是，帮他逃脱的竟然是国民党阵营里的两个人。 朱君友家在成都春熙路有好几家绸缎庄，父亲是当地商会的头面人物。 按理说他该继承家业当少爷，可1937年在华西协合大学读书时，他接触了进步学生，偷偷读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书。 那个年代的富家子弟里，愿意放弃锦衣玉食闹革命的，确实不多见。 1938年他入了党，家里的商铺从此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账本里夹着的不是进货单，而是川军布防的情报。 1949年秋天，国民党在西南搞“清共”，毛人凤亲自坐镇重庆指挥。 朱君友的身份是被一个叛变的交通员供出来的，特务在春熙路那家最大的绸缎庄抓走他时，他还在假装给客人剪布料。 审讯室里用了各种手段，竹签钉手指、灌辣椒水，他硬是没松口。 档案里现在还留着当时特务的记录，说这人“顽固得像块石头”。 11月底，毛人凤的亲笔批示下来了，就四个字：“立即处决”。 死刑定在12月6日清晨，前一天朱君友把棉袍和毛衣都分给了狱友。 他跟隔壁牢房的杨伯恺说，要是能出去，一定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杨伯恺后来牺牲在十二桥惨案里，而朱君友不知道，他妻子陈淑英和岳父正在外面拼命筹钱。 本来想找关系托人说情，后来发现特务系统里最管用的还是金条。 他们卖掉了祖宅和城里的两家铺子，凑了五十两黄金，找到了四川省会警察局的徐中齐。 徐中齐这个人挺复杂，抗战时也干过锄奸的事，后来跟着国民党走了歪路。 他看着陈家送来的金条，又听说朱君友的妻兄杨夷甫是省党部的干事，心里开始打鼓。 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谁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他表面上答应考虑，暗地里却让杨夷甫伪造释放文件，还调了辆美国产的道奇轿车停在监狱侧门。 12月6日凌晨三点，徐中齐借着“提审”的名义把朱君友带了出来。 车子从西御街拐进同仁路，一路开到青羊宫附近的农家小屋。 徐中齐临走前丢下句话，二十天后再来接他。 那段时间成都郊区到处都是散兵，朱君友躲在柴房里，每天听着外面的枪声数日子。 21天后，解放军开进成都城，他拿着徐中齐开的“特殊人员证明”找到了军管会。 后来组织上调查这事，徐中齐已经跑到台湾去了，杨夷甫因为伪造文书被判刑。 朱君友没要任何特殊待遇，就在成都一所中学当老师，一直教到退休。 2004年他去世前，把当年的营救经过写成材料交给了档案馆。 在那个黑白分明的年代，像徐中齐这样既作恶又留一线的人，历史课本里很少提到。 现在去成都十二桥烈士陵园，还能看到杨伯恺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 朱君友当年没能和狱友一起走到底，却用另一种方式活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他的故事藏在四川省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提醒着我们，动荡年代里的人性，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