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39年，贺子珍知道毛主席再婚后失魂落魄，她找周总理评理，周总理说了这样一番话让她痛心流泪。 1939年夏秋之际，一封简短的信件和一张报纸报道，像两把利刃刺穿了贺子珍最后的希望。那时她正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身体里长征留下的弹片仍旧隐隐作痛，幼子廖瓦前一年因肺炎夭折的阴影还未散去。她原本以为，只要自己好好养病、努力学习，总有一天能回到延安，回到主席身边。可现实残酷得让她措手不及。 1937年冬，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主要为了治疗长征中留下的旧伤。那时她已怀孕，体内多处弹片难以取出。1938年春抵达莫斯科后，她在医院接受检查，不久生下儿子廖瓦。可惜孩子不到一岁就因肺炎夭折，这让她遭受沉重打击。失去幼子后，她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生活相对平静。 1939年，周恩来夫妇因臂伤赴苏联治疗。周恩来转交了毛泽东亲笔信，信中称呼改为“贺子珍同志”，内容简短，只说一切都好，以后就是同志关系。同时，她在报纸上看到延安报道，提到毛泽东与江青结合。这封信和报道彻底击碎了她的幻想，她反复读信，手颤抖，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人像丢了魂魄。 贺子珍再也压抑不住情绪，顾不上礼节，直接找到周恩来夫妇住的医院病房。她脸色苍白，声音发颤，一坐下就哭着质问主席怎么能这样。周恩来见她情绪激动，先让邓颖超端来热水，耐心劝她坐下。周恩来没有回避，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初她在延安因为一些事情闹得太大，影响了主席的工作和革命大局。特别是那次因史沫特莱的事，她情绪失控，甚至动手，闹得满城风雨，已超出家庭矛盾范围。 周恩来语气严肃地说，革命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主席肩负领导全党抗日统一战线的重任，需要全力投入工作。她当时一气之下扔下手帕就走，对家庭不负责，更对革命不负责。组织必须从革命利益出发，作出选择，以保证主席能集中精力领导全党。周恩来又强调，同志两个字的分量，个人情感必须服从革命大局。贺子珍听完，呆坐在椅子上，双手紧握杯子，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她低头擦泪，半天说不出话。 从医院出来，贺子珍身体彻底垮了。旧伤发作，钻心疼痛，加上丧子之痛，她脸色蜡黄，夜里常常失眠，只能抱着孩子留下的小衣物发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常来看她，讲些笑话安慰她，她勉强笑一下，却很快又陷入沉默。她渐渐明白，同志这个称谓，已把过去的夫妻情分彻底划清界限。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让领袖毫无后顾之忧地工作，她的前妻身份只能成为历史。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与毛泽东再次相见。主席坐在藤椅上，眼含泪光，问她当初为什么走。她哽咽着说：“当时是我太不懂事了。”这句迟来的认错，终究没能逾越时间和政治筑起的高墙。那场莫斯科的风雪，已为这段恩怨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