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理解，为什么在“中美竞争”中，很多国家选择站在美国一边，原因很简单。说实话，就是因为刚开始时，他们觉得支持中国风险太大，可能会失败，所以纷纷站到了美国这边。 多数国家在竞争初期倾向于支持美国，这背后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风险评估，美国拥有成熟的全球盟友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网络，以及长期积累的战略信誉。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其长远意图和战略边界尚在形成中，外部世界对其未来走向存在一定疑虑，在“风险规避”的逻辑下，许多国家选择了更为熟悉的路径。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许多国家正实行“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轨策略，例如越南，一边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一边却与美国深化防务合作,沙特在能源和安全领域依赖美国，却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恰恰反映了国家行为的理性：不在单一篮子里放下所有战略鸡蛋。 东盟的实践尤为典型，通过强调“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成功将自身塑造为区域架构的枢纽，使中美竞相争取支持而非强迫选边。 这种策略不仅维护了自主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整体议价能力。 中国面临的障碍部分源于“新兴大国困境”：崛起速度越快，外界对其未来行为和体系影响的担忧往往越强，“一带一路”虽带来发展机遇，但项目透明度、债务可持续性等问题也引发关切。 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体制、价值理念上的差异，容易在国际舆论中被放大为“制度性威胁”。 相比之下，现有国际体系虽不完美，但其规则和流程具有相对可预测性，对许多长期融入该体系的国家而言，改变现状的成本往往显得高于维持现状。 历史表明，权力转移往往伴随动荡，新兴大国通常会要求调整规则，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 中小国家身处其间，必须谨慎权衡：过早倒向新兴大国可能招致报复，但若完全依附守成大国，又可能在格局重组时陷入被动。 因此，“动态对冲”成为常见选择：既与守成大国保持安全合作，又与新兴大国深化经济联系，这种策略不是简单的“站队”，而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持续计算。 随着中美竞争进入相持阶段，各国的算计也在演变，美国近年表现出的单边倾向和战略波动，促使一些盟友重新评估过度依赖的风险。 中国在疫情期间展现的供应链韧性、持续扩大的市场开放以及更娴熟的多边外交，也逐步改变着外界预期。 欧盟最新对华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恰是这种复杂性的缩影，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明确拒绝“二选一”，而是依据具体议题灵活调整立场。 长远来看，国际体系可能朝向多极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印度、巴西、印尼等地区大国都在强化战略自主，即使传统盟友也在拓展回旋空间。 真正的趋势或许不是“倒向美国”，而是各国根据议题和领域，在不同力量之间做精细化选择。 最终，大多数国家寻求的不是依附，而是在多极世界中找到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位置。 国际影响力的来源，将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成为他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而非迫使别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国际关系研究常常陷入“大国中心论”，将中小国家简化为被动角色，然而现实中，这些国家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战略柔韧性和适应性。 在我看来，中小国家的行为本质是在风险与机遇之间进行精密测算，这种测算依据三个变量：生存安全、发展机会和认同价值，三者的权重因国情、时代而动态变化，形成独特的国家战略方程。 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是，国际体系中的“弱势行为体”往往发展出独特的生存技艺：利用大国矛盾创造空间、通过多边平台放大声音、以灵活身段规避风险。 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曾比喻：“在大象身边生活，必须格外灵敏”，这种“小国大外交”的经验，值得深入挖掘。 对中国而言，关键课题是如何系统性地降低他国的合作风险感知，经济实力是基础，但持久吸引力更取决于能否提供可预期的规则、包容的互动方式和可持续的共赢模式。 未来国际秩序很可能呈现 “多层网状结构” ：在不同议题领域，主导力量和合作模式可能各不相同。 中小国家不再只是追随者，而可能成为关键节点，甚至在气候、数字治理等新兴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有多少国家“站在哪一边”，而是国际社会能否形成包容竞争的框架，使大国竞争被引导至良性轨道，同时为中小国家保留足够的战略空间。 在这种秩序下，各国的选择将不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而是基于具体议题和利益的精细化合作，那或许才是更具韧性的国际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