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战后为了能提高人均吃肉量，就大力发展鱼肉鱼罐头这些。因为猪肉牛羊肉这些产量上不来，而苏联地大物博从河流到湖泊再到大海都能捕获很多鱼，于是就从上到下大力推广鱼罐头这些。 1945年，苏联刚从战争废墟中爬出来，粮食紧张不说，肉类更是稀缺得离谱，猪牛羊不是你想养就能养，战争把畜牧业几乎摧毁了个底朝天，怎么办？领导层一拍脑门：我们没有肉，但我们有鱼啊！ 全国从黑海到太平洋，河湖海洋密布，水产资源丰得流油，于是1946年，苏联专门成立了渔业部，还找来了个行家，伊什科夫，他不是空降干部，而是真·伏尔加河渔民出身，懂行也敢干。 他一上任就搞大动作，不是修鱼塘，而是直接上远洋捕捞，两万多艘渔船开出去，全球撒网；罐头厂一排排建起来，冷冻设备、自动化线统统安排上。 鱼从海里捞上来，几小时就能装罐进仓库，速度快得像流水线出兵，要让全国老百姓接受从“大肉”转向“鱼肉”，光生产不行，还得营销。 苏联的办法很简单粗暴，那就是规定每周有一天必须吃鱼，工厂食堂、学校食堂、政府机关，全都统一执行。 苏联和美国在二战后都面临食品供应的问题，但由于制度、资源禀赋和战略目标不同，两国在战后食品供应的策略上呈现出明显分化。 苏联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路线，国家定指标、定任务、定供应，从中央到地方一条龙操作。 食品不是市场商品，而是“战略资源”，像鱼罐头这种东西，能不能吃，不取决于市场喜好，而是国家安排。 而美国完全不同，靠的是市场机制，农业是市场主导，但政府通过补贴、价格支持等手段稳定生产，战后美国农业机械化、化肥使用爆发式增长，农民种多种少自己说了算，政府负责兜底。 苏联靠“统”，美国靠“养”，一个是“我告诉你吃什么”，一个是“你想吃什么我帮你种”。 由于苏联畜牧业崩溃，苏联在战后用“鱼肉”替代“猪牛羊”，搞了个全国性蛋白质替代计划，鱼罐头、鱼日制度、远洋捕捞成了国家战略，不是因为想吃鱼，是没得选。 美国有技术、有资本、有土地，直接走的是“增产肉类”的路线，大规模养殖业兴起，玉米、大豆种植配套发展，用饲料堆出一头头肉牛和猪。冷藏技术也飞速发展，肉类消费直接起飞。 美国把食品当成产业链优化，农业和工业联动，食品加工、运输、冷链、超市系统全面升级，凯洛格早餐谷物、斯威夫特冷冻肉类、雀巢罐头等企业迅速崛起，商业推动消费升级。 到了70年代，苏联终于迎来了“幸福时光”。不是因为农业丰收，而是靠着油价飞涨，出口原油换来的大把外汇。 这一波“石油红利”，让苏联终于可以不靠鱼罐头凑合了，他们开始大规模进口肉类：从阿根廷拉牛排，从澳大利亚进羊肉，从加拿大买猪肉，商店货架上，鱼罐头不再是唯一选择，真正的“肉”终于回来了。 苏联和美国的战后食品策略，某种意义上，是两种国家路线的缩影。 苏联用“鱼罐头”撑起了战后几十年的餐桌，是计划经济下的应急智慧，却也暴露出系统的僵硬和脆弱；而美国则用农业科技和市场机制，把“餐桌”变成了产业链，最终成为全球粮食出口强国。 一个是“资源型国家的无奈选择”，一个是“工业农业结合的成功案例”。两种路径，没有绝对的对错，但谁走得更远，历史已经给出答案。 从战后废墟到远洋渔船，从国家动员到市场调节，鱼罐头不是苏联的“奇迹”，而是它不得不走的现实之路。它既是资源战略的产物，也是制度逻辑的体现。 在苏联那种计划经济体系下，鱼罐头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一场可控的、从上到下的资源配置实验，它解决了战后蛋白质缺口，也展示了“有资源就能顶上”的国家能力。 但这套模式也暴露出一个问题：一旦失去外部支撑，比如油价崩盘，整个体系就显得脆弱无比，苏联靠鱼罐头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却没能为自己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可持续的食品供应系统。 苏联的鱼罐头，曾是救命稻草，也是战略工具，但它从未成为真正的答案，今天回头看，这场“全民吃鱼”的国家实验，留给后人的是一道关于发展路径的深刻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