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蒋经国在一次检查身体时，血糖出现异常，同时也有了糖尿病的症状。但是，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蒋经国在饮食上却是不忌口，这就让他的并发症出现得很早。 1959年。那年蒋经国刚好50岁，年过半百，正是一个政治家精力最旺盛、经验最成熟的时候。可就在这一年，他在一次例行体检里，查出了大问题：血糖异常，确诊为糖尿病。 这病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往上倒腾一代，他母亲毛福梅就有严重的糖尿病。这玩意儿有遗传性，蒋经国属于“先天不足”。按理说，既然知道家里有这个基因，自己又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稍微惜命点的人，怎么也得开始养生了吧？ 可蒋经国偏不。 他那时候身体壮得像头牛，早年在苏联当质子，冰天雪地里练出来的体格，让他对这种“富贵病”根本没放在心上。更要命的是，他在苏联养成了高热量的饮食习惯，这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咱们都知道，糖尿病这病，三分治，七分养，最核心的就是控制饮食。可这对蒋经国来说，比反攻大陆都难。他这人有个特别孩子气的嗜好——爱吃甜点，尤其是冰激凌。 那个画面，身为台湾地区的二号人物，乃至后来的领导人，身边围着最顶尖的医疗团队，两组御医轮流伺候，24小时监测血糖。这待遇，没得挑吧？只要他肯听医生一句话，活过90岁都不叫事儿。 但他就是不听。 医生苦口婆心劝他：“经国先生，这甜食真不能吃了，血糖都爆表了。”有时候一测，好家伙，饭后血糖能飙到22.2 mmol/L 甚至 27.8 mmol/L。懂点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这数值吓死人，基本属于随时可能酸中毒昏迷的程度。 可蒋经国怎么回的？他把脸一沉，扔出一句狠话：“病你们治，吃啥我定！” 这就让医生们彻底没辙了。你是大领导，你非要吃，谁敢上去抢你的勺子？医生们只能干瞪眼，看着他大口吃着本来绝对禁止的年节糕点和高糖零食。 这背后其实还有段隐情。他老爹蒋介石其实早就知道儿子这毛病。老蒋生活多自律啊，不烟不酒，白开水万岁。得知儿子得了糖尿病，老蒋急得不行，亲自找了荣民总医院的专家，甚至亲自给儿子拟定了“营养食谱”。 这份父爱沉甸甸的食谱里，全是多菜少肉、清淡寡油的健康餐。刚开始，蒋经国摄于父亲的威严，还装模作样吃几天。时间一长，那种对美食的渴望就压不住了。他背着老蒋，偷偷吩咐七海官邸的小厨房：“给我加肉，加甜食！”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荒诞的局面：医生在前面拼命用药压血糖，他在后面拼命吃糖升血糖。这就像是一个水池，一边放水一边注水，身体哪受得了这种折腾？ 到了1975年，蒋介石一走，蒋经国头顶上最后一道“紧箍咒”也没了。没人管得了他，他更是彻底放飞自我。大鱼大肉成了桌上常客，医生谁敢多嘴，他就给谁脸色看，甚至直接把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医生调离“医疗小组”。剩下的医生为了保住饭碗，只能顺着他，这就造成了典型的“讳疾忌医”。 放纵的代价来得极快，而且极惨。 糖尿病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血糖高本身，而是它带来的并发症。蒋经国的身体，很快就开始“还债”了。 首先是血管和神经系统全面崩溃。医生为了给他降糖，只能加大胰岛素的剂量。最开始是在胳膊上打，后来胳膊上全是针眼，没地儿扎了，就转移到肚皮上。那肚子上密密麻麻的针眼，看着都让人头皮发麻。 即便这样药物干预，也抵消不了他胡吃海塞带来的伤害。他的腿部神经损伤非常严重，小腿皮肤发黑、干枯，就像干枯的树皮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蒋经国晚年很少站着，基本都坐轮椅，甚至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 据他身边的贴身侍从翁元回忆，到了1987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蒋经国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超过22小时。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解决。这真不是因为他懒，而是只要一下地，那种钻心的疼和极度的虚弱感，让他根本撑不住10分钟。 更惨的是眼睛。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后果。蒋经国的视力急剧下降，左眼基本失明，右眼也看不太清。一个曾经喜欢到处视察、哪怕去工地都要亲自看一看的人，最后只能困在昏暗的房间里，连文件都需要别人念给他听。 即便病成这样，他那种“强人”的性格还在作祟。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非要去上班，去坐两个小时。回来之后呢？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瘫在床上喘气。 这种对自己身体的“透支”，在1988年初迎来了终局。 因为血管常年泡在高糖血液里，变得极度脆弱。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子，一碰就碎。蒋经国最后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大出血，抢救无效离世的。走的时候，连血都抽不出来了，整个人干枯得让人心疼。 如果蒋经国当年能听老蒋的话，能听医生的话，管住嘴，少吃几口冰激凌，以他的医疗保障，活过90岁完全有可能。那样的话，后来的历史走向，没准儿还真会有所不同。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留给后人的，只有那张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和一段关于冰激凌的沉重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