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文字狱，不是孤立的惨案，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屠杀，讲几个案子，你就知道

乾隆朝文字狱，不是孤立的惨案，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屠杀，讲几个案子，你就知道它究竟有多惨无人道了—— ​乾隆二十年，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案是乾隆朝文字狱的一声惊雷。 这位鄂尔泰门生不过在诗中写了“一把心肠论浊清”，便被乾隆指为“以浊字加于清字之上，是何肺腑”。 一句诗，竟成了株连九族的滔天大罪，任谁看了都得倒吸一口凉气。胡中藻被斩首示众不算，连带着他的恩师鄂尔泰都被撤出贤良祠，生前身后名毁于一旦。那些曾经与他唱和过的文人墨客，更是人人自危，要么主动上缴诗稿请罪，要么被官府抄家问责，一时间江南文坛风声鹤唳，再也没了往日吟诗作对的风雅气象。你以为这就完了？远远没有，乾隆朝的文字狱，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是深究，越能看清这场文化清洗的狰狞面目。 乾隆四十二年，江苏举人徐述夔的案子，更是将文字狱的荒唐推向了极致。这位老书生早年间写过一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本来就是酒后抒怀的闲笔，却被人揪着“壶儿”谐音“胡儿”大做文章，硬说成是暗骂满清统治者。更离谱的是，徐述夔早已入土多年，乾隆得知后竟下令开棺戮尸，尸骨被挫骨扬灰，他的子孙后代不管有没有参与作诗，全被发配边疆充军，连刻书的工匠、卖书的商贩都没能幸免。一桩陈年旧案，愣是让数十个家庭家破人亡，这般株连之广、手段之狠，简直闻所未闻。 要说最冤枉的，还得是山西秀才王尔扬。这位老先生给亡故的友人写墓志铭，用了“皇考”二字称呼逝者的父亲，这本是《礼记》里就有的规矩，是读书人常用的敬称。可到了官府眼里，“皇考”二字成了皇帝的专属用词，一介草民竟敢僭越使用，那就是大逆不道。王尔扬被抓进大牢的时候，哭着喊着说自己是引经据典，却根本没人听他辩解。最后虽然没被砍头，却也落了个杖责流放的下场，一辈子的功名学问，全成了笑话。 这样的案子，在乾隆朝三十年里，足足发生了一百三十多起。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乡野秀才，甚至连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都可能因为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有个叫冯王孙的读书人，因为诗里写了“复明”二字，直接被凌迟处死；还有个叫刘翱的老童生，只因在书中写了“明末之时，清兴之初”，就被定成了“怀念前朝”的罪名。久而久之，文人们再也不敢提笔写真情实感，写诗必歌功颂德，写文必粉饰太平，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变得死气沉沉，所谓的“康乾盛世”，在文化层面上，竟是一片万马齐喑的悲凉景象。 乾隆皇帝打着“维护正统”的旗号，行的却是箝制思想的勾当。他一边组织编修《四库全书》，号称传承文化，一边却大肆销毁那些他认为“异端”的书籍，前后毁掉的珍贵典籍多达七万多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说到底，就是为了巩固皇权，让天下人都变成俯首帖耳的顺民。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一个朝代连读书人说真话的勇气都被磨掉的时候，这个王朝的衰败，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 百年之后再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才明白，文化的生命力从来不是靠禁锢出来的，而是靠包容与传承。乾隆朝的文字狱，就像一道沉重的枷锁，锁住了思想的翅膀，也锁住了时代前进的脚步。那些在文字狱中冤死的亡魂，那些被焚毁的典籍，都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警示。 看完这些案子，你对乾隆朝的文字狱有什么新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