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海著名的命理先生韦石泉去世，独留一子。坊间一片唏嘘，因韦石泉早对几位至交谈过，说自己八字恐寿命不长，未想竟真应验了。 一九一一年清朝行将崩塌的时候，浙江嘉兴韦家添了个男孩。外头王朝在风雨中摇晃，屋里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放在一本本命理古籍中间长大。父亲韦石泉是远近知名的算命先生，看人八字向来被称作铁口直断。 六岁时，父亲为自己起了一卦，说十年后大限将至，泄露天机太多终有反噬，这话说得淡淡的，却在一九二七年的寒冬成了事实。十六岁的韦千里抱着父亲批注密密的手稿，第一次认真追问，命理既然能算人一生，为何连眼前这场生死都改变不了。 生活没有半点留白，家里失了顶梁柱，他一边替人占卜赚点碎银子，一边硬撑着念书。少年时，他翻检父亲留下的《千里命稿》手抄本，在页脚看到一行朱砂小字，写着命理并非铁定的数，而像一面照人心的镜子。 这句话先是让他困惑，后来在复旦读书时逐渐有了回响。进入中文系后，他在图书馆的线装旧书堆里找到《渊海子平》的残卷，旁边有人题了“命由心造”四个字，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门家学或许不仅是推算吉凶的技艺，还牵扯着人怎样面对命运。 一九三零年大学毕业那年，家里帮他在上海海关谋到一份待遇不俗的差事，他却盯着工资单发愣。夜深时，他按父亲的老法给自己起了一卦，命盘里写得清楚，仕途无望，此生更适合与笔墨为伴。 几番犹豫之后，他索性挂出算命的牌子，以命理为业，还特地写上“三不算”，将死之人不看，大奸大恶不看，至亲不看。 刚开始默默无闻，他就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把祖传那一大堆艰涩的理论重写成白话，配上许多真实命例，整理成一本《千里命稿》。书一在上海摊头铺开，不懂八字的人也能看个七八分，韦千里的名字随之传开。 名声渐起的同时，他迎来了几次改变命运的占卦。梅兰芳来上海演《霸王别姬》，散场后特意登门，自嘲命犯华盖，怕一辈子逃不出“戏子命”。 韦千里细看八字，认为此命将来不会止步于戏台，而是有机会在更高的平台上为国家文化出力。 后来梅兰芳拒为日伪演出，建国后又出任戏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人们再回头看当年的那番话，多少带着几分感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从军阀阎锡山到社会名流，都有人拿着生辰八字走进他那间亭子间。 真正让他声名大噪的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那时的上海寒风刺骨，他在石库门的小屋里对着六壬卦盘推演局势，深夜里接到于右任打来的电话，说宋美龄要问蒋介石此行的生死祸福。 第二天，宋美龄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口，他再三起卦，最后给出“凶中有生”的判断，认为此劫惊险，却有转圜之机，蒋介石可以平安归来。同时，他又郑重补了一句，过六十仍死死抓着权柄不放，恐怕要遭天意反噬。事后西安事变果然以释放告终，韦千里的卦辞在上层社会迅速传开。 此后章太炎、吴佩孚、阎锡山、戴笠、杜月笙等人都通过各种渠道找他问过命，有人送金条，有人送宝物，他大多含笑谢绝，只在日记里写下命理如镜，照见的不是天机，而是人心里藏不住的贪与惧。 名气越大，他越能看清这门学问的两面。一方面，它在动荡时代给许多人带来安慰，像抓住一根浮木；另一方面，也不断撩拨着人对财权、地位的欲望。 抗战吃紧时，有人让他算战局，他说日本的气势像干柴烈火，看着猛却烧不长，只要咬牙撑过几年，终究是中国不会亡。至于求问者自身，他更多劝人知足守成，不要盲目扩张，山西能不能守住，在他看来先取决于阎锡山自己的心。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前，蒋介石希望请他去台湾，问能否有一天回到大陆，他把茶盏轻轻推开，只说这盘命像油上加火，继续硬顶只会烧伤自己，真正的出路是学会收手。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只感叹“劝人最难的是劝他放弃已有之物”。 进入晚年，他逐渐把命理解成一颗种子。出生那一刻，种子的形态已经定下，这是先天；而它最后能长成参天大树还是扭曲的灌木，则受外界环境和自身选择影响，那是后天。 命理之学若只盯住先天，难免把人生看成牢笼；若能提醒人们在后天中少一点贪心多一点担当，也许才算不负这门学问。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他不再执著于子女一定要接班。三子三女各走各路，有人干脆把这门手艺当旧时代残余，他也只是笑笑，任其自然。 几十年浮沉，韦千里从一个靠卦象吃饭的小先生，走成一个看透命理边界的思考者。他终究还是回到了父亲那句朱砂小字上，只是比少年时明白得更深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