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台北初秋，19岁的许纯美攥着磨得起毛的衣角站在李家大宅门口。 她刚从医生那里拿到孕检单，而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富豪李文清，正搂着穿旗袍的女人从黑色轿车里下来，看都没看她一眼。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场“意外”会让她把后半生都押进“面子”这场赌局里。 后来她成了媒体口中的“豪横名媛”，戴着鸽子蛋钻戒在镜头前说“我家厕所比你家客厅大”。 可没人知道，她12岁在动物园给父亲送饭时，亲眼看见外籍游客把父亲的拍照道具扔在地上，骂骂咧咧说“穷鬼就该待在笼子里”。 从那天起，她书包里多了个小本子，每一页都写着“要有钱”，写得纸都透了。 李文清给的婚礼很风光，台北报纸社会版都登了照片。 可新婚夜他就甩过来一叠钱，说“安分点，别给我惹麻烦”。 接下来六年，她数着丈夫夜不归宿的日子，躲着他酒后挥过来的拳头，连孩子哭都得捂着嘴，怕被说“贫贱人家的种没规矩”。 25岁离婚那天，她抱着三个孩子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攥着那点赡养费，突然发现钱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可除了钱她又什么都没有。 再后来她嫁给了大18岁的郑奇松，这个房地产大亨会给她剥虾，会陪孩子逛公园。 她以为这次终于抓着“温柔”了，直到郑奇松躺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说“财产都留给你”。 捧着20亿遗产站在空荡荡的豪宅里，她第一次在半夜哭出声，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搞不懂，怎么有了这么多钱，心还是空的？ 之后的日子像按了快进键，她嫁过说要“拯救”她的救命恩人，也试过跟小25岁的模特谈恋爱。 可每次民政局的红本换绿本，她都觉得像在演别人的戏。 直到48岁那年在寺庙看到“放下”两个字，她突然想起12岁那个下午，父亲捡起道具时对她说“纯美，人要站得直，不是站得高”。 现在她法号“净纯”，每天清晨在佛堂念经，案头的佛经边缘都磨卷了。 有记者去拍她，说“许小姐现在好朴素”，她笑着指指窗外的山：“以前觉得住山顶别墅才算风光，现在发现能看见日出的地方，都一样值钱。” 李家大宅的朱漆门早被岁月啃得斑驳，而净纯居士案头的木鱼声却越来越匀。 这个曾把“面子”当铠甲的女人，终于在晨钟暮鼓声里，找到了比豪横更实在的东西，不用向谁证明的安宁。 就像她父亲当年说的，站得直的人，脚下有没有金砖，其实都一样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