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丘，男子和未婚妻订婚时协商好36万彩礼，可谁知，眼看婚期将近，男子父母却迟迟不按约定给付彩礼。未婚妻催促彩礼后，男子和父母发生争执，还因此轻生溺亡。事后，男子父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女方索要彩礼所致，把女方一家告上法庭，索要20万赔偿。未婚妻表示，得知男子要轻生时，她进行了安慰和劝阻，已经尽力了，出于情感愧疚，她自愿补偿2万元。 男子陈某和武某，本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可没想到，一场36万彩礼的风波，竟夺走了陈某的生命，还让两家人对簿公堂。 两人最初经媒人介绍相识，2024年2月订下婚约，陈家给了武家10万压手礼和三金。 可谁知，这场婚姻一开始就并不顺利，订婚后不久，陈某提出分手，武家干脆利落地把彩礼和三金全退了回去。 本以为此事一拍两散，不成想，分手后陈某又后悔了，托亲属上门求复合，武家心软答应，双方再次坐下来商量婚事。 这一回，自知理亏的陈家主动承诺给36万彩礼，还约定正月初六送彩礼，初九办婚礼。 都说好事多磨，经历了分分合合，陈某和武某按说能成就一段懂得珍惜的婚姻，却不料，好日子眼看着越来越近，陈某家又整出了幺蛾子。 眼瞅着约定的送彩礼日子到了，陈某父母却迟迟没有动静。 武某心里犯起了嘀咕，不知道陈家是遇到了难处，还是另有想法，思来想去，她忍不住催促陈某赶紧落实彩礼的事。 这话传到陈某父母耳朵里，家里顿时炸开了锅。 父母觉得36万彩礼数额太大，负担不起不说，更让他们丢面子，因此坚决不肯掏钱。 陈某夹在父母和未婚妻之间，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双亲，一边是满心期待的爱人，左右为难的他和父母爆发了激烈争执。 争执过后，满心委屈和绝望的陈某冲出家门，给武某发消息，说自己不想活了。 武某看到消息瞬间慌了神，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她赶紧一遍遍发消息、打电话安慰陈某，苦口婆心地劝他千万别做傻事，还第一时间联系了陈某的母亲和朋友，让他们赶紧出去找人。 可无论武某和亲友怎么努力，都没能找到陈某的踪迹。 果然，悲剧还是发生了，陈某最终选择了溺水轻生。 痛失爱子的陈家父母，把所有怨恨都撒到了武家身上，他们认为是武家索要高额彩礼，才逼得儿子走上绝路，于是一纸诉状将武某和她的父亲告上法庭，索赔20万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庭上，武某辩解道，36万彩礼是陈家自愿承诺的，她催促彩礼只是盼着婚事能顺利进行。得知陈某有轻生念头后，她已经拼尽全力劝阻，实在是无力回天。 武家还提到，陈某父母后来称，是因为双方就陈某弟弟烟酒店的经营权没谈拢，加上没预约到婚庆酒席，才没按时送彩礼。 对此，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一、法院审理认为，武某的行为与陈某的死亡无没有律上的因果关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36万彩礼是陈某家主动承诺的约定，武某的彩礼催促行为属于履行婚约约定的合理诉求，未超出正常沟通边界，更未达到逼迫的违法程度。 从因果关系来看，陈某死亡的直接诱因是与父母因彩礼支付产生的争执，而非武某的催促行为。 武某在得知陈某有轻生念头后，已及时进行安慰劝阻，并联系其母亲和朋友协助寻找，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 法院认定武某的言语不当属于情侣间正常情绪化表达，与陈某轻生无直接关联，不存在过错。 二、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对自身生命安全承担首要责任。 《民法典》第十八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婚姻彩礼纠纷本质上是民事纠纷，陈某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除婚约等合法途径解决，而非选择轻生。 陈某自杀行为是自身意志的主动选择，属于“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情形，根据法律逻辑，应由其自行承担全部后果。 因此，女方的催促行为并非导致死亡的必然原因，陈某的认知偏差和极端选择才是核心因素。 最终，法院判决武某和父亲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武某出于愧疚自愿补偿的2万元，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