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西方的学者勇敢说真话了。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约翰·霍布森在电视节目中说：“没有从中国引进的技术，就没有英国的农业革命，工业化就会受阻，西方人拿来了却说是西方人发明的。” 大洋彼岸有位满头白发的英国老教授，叫约翰·霍布森，他在电视节目里不仅说了大实话，还直接把西方史学界捂了好几百年的盖子给揭开了。 在“欧洲中心论”的主流话语里，西方的崛起被包装成自主创新的必然结果，农业革命的突破、工业化的启动仿佛都是西方独有的智慧结晶，却刻意抹去了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技术的滋养痕迹。 事实上，从11世纪到13世纪，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浪潮中，中国的技术发明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为西方的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没有这些来自东方的“养分”，西方的近代化进程恐怕要在黑暗中多摸索数个世纪。 就像霍布森所言，英国农业革命的启动离不开中国技术的引进，这并非空穴来风的论断，而是有清晰传播脉络和历史佐证的事实。 中国的耕作技术早在中世纪就通过阿拉伯商人与蒙古西征的路径传入西欧，比如曲辕犁的改良技术，相比西方传统的直辕犁，不仅节省人力，还能深耕土地，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要知道中世纪的西欧农业长期处于低效状态，粮食产量仅够维持基本生存，正是中国耕作技术的引入，让西欧的粮食产量在13世纪后逐步提升，为人口增长和后续的城市化提供了基础，毕竟，只有先解决了吃饭问题，才有多余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储备人力。 西方后来引以为傲的农业灌溉技术，其核心原理也能在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中找到原型，比如中国汉代就已成熟的翻车技术，经阿拉伯地区传入西欧后，被改良为适合当地地形的灌溉工具，这才有了西欧农业的规模化发展。 除了农业技术，中国的四大发明更是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器”，只是这一关键贡献长期被西方史学界刻意淡化。 造纸术的西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早在东汉就已掌握成熟的造纸技术，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世界，12世纪中叶才传入西欧。 在此之前，西欧人主要使用羊皮纸记录信息，一张羊皮纸仅能书写几页文字，成本高到普通阶层根本无法触及。 造纸术传入后，文字传播的成本大幅降低，知识不再是教会和贵族的专属，这为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廉价的纸张，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天文观测记录如何能广泛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又如何能积累沉淀？ 同样，印刷术的西传更是直接推动了知识的普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13世纪传入西欧，活字印刷术随后跟进，而西方直到14世纪末才掌握相关技术，比中国晚了整整四个世纪。 正是印刷术的普及，让各类技术手册、科学著作得以批量印刷，为西方工匠和科学家提供了交流学习的载体，这才有了后续工业技术的不断革新。 指南针和火药的传入，则为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和军事技术升级扫清了障碍。中国早在11世纪就已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梦溪笔谈》中对指南针的指向原理和使用方法有详细记载，而西欧直到13世纪初期才将指南针用于航海，比中国晚了近两个世纪。 没有指南针，西方的航海家根本无法突破地中海的局限，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不过是天方夜谭，更谈不上后续的殖民掠夺和原始资本积累——要知道，西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扩张，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中国指南针技术的西传。 火药的传入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战争形态，中国唐代就已掌握火药配方，宋代广泛应用于军事，而西欧直到13世纪才出现火药配方的记载，其制作工艺还借鉴了中国的柳碳法。 火药武器的出现，打破了西欧传统的城堡防御体系，推动了西方军事技术的革新，而军事技术的进步又带动了冶金、机械制造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为工业化的启动积累了技术经验。 并且西方不仅“拿来”了中国的技术，还常常将其包装成自己的“原创成果”，这种历史的不诚实背后，是“欧洲中心论”的叙事霸权。 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就尖锐地指出，西方的崛起并非源于自身的“优越基因”，而是建立在吸收东方技术和掠夺东方资源的基础之上。 说到底，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所谓的“西方奇迹”，不过是站在东方文明的肩膀上实现的突破。 中国技术的西传，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必然结果，却被西方史学界扭曲成了“西方自主创新”的神话。 霍布森教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桎梏，还原历史的真相——没有中国技术的引进，西方的农业革命无从谈起，工业化进程更会受阻停滞。 这种历史的真相，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而是对文明交流本质的回归：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你学我一招、我借你一法的接力赛，任何将文明发展视为“独角戏”的叙事，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