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0日，最后一批中越战俘交换现场，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慢慢走向边境，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出人意料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 1979年6月20日，距离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已过去96天。友谊关通往同登的公路起点，被临时铺成一处敏感的交接场。按协议，中方释放355名越南被俘人员，越方释放56名中国被俘人员，这是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交接。 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场，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及苏联、蒙古、瑞士等国记者也被邀请观察，空气里既有人道主义的仪式感，也夹着战后未散的火药味。 清晨会晤时，越方在会场附近挂出两条标语，一条写着欢迎在战斗中被敌人俘虏的兄弟姐妹回国，另一条却喊着欢呼北部边界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中方代表李杰当即指出后者与交接无关，属蓄意干扰，要求撤下。越方先辩称这是权利，争执不断，最终还是在中方坚持下把标语移除。 原定9时开始的仪式因此推迟到10时51分，直到中午才结束。外媒的镜头把这一切都收进画面，也让外界看到，在政治对立尚未缓和的背景下，交接仍被迫以人道名义继续推进。 门口的场景复杂又微妙。越南战俘获释前坐在背包上列队，中方人员指挥他们唱越南一中国等歌曲，气氛一度显得友好。 可越方随即在零公里处用人员遮挡视线，初批战俘经过时有人强行卸包、抛掷衣帽，东西乱飞还打到中方人员和摄影机。中方强烈抗议并暂停交接，直到越方终止这些动作，流程才被迫恢复。 越方更不愿看到战俘与中方人员依依惜别，于是不断喊话你们前面就是祖国，催促快速过境，还挑剔中方宣读名单声音过小，反复要求撤出工作人员，试图切断战俘主动握手拥抱的告别场面。 但许多战俘仍在零公里处停留，与中方人员握手、拥抱，越方的叫喊声在这种不配合里越来越弱，旁观的外国记者也逐渐退到后方。 就在这条线前，一个叫许开良的越军俘虏突然停住脚步。别人顺着队伍往前走，他却在最后关头定住，掏出纸条，当众宣读声明，公开表示拒绝遣返，要留在中国，还在纸上用中文歪歪扭扭写下我是中国人。 越方接收人员脸色难堪，试图上前把他拖回去，他却挣扎呐喊，甚至倒地称身体不适不宜遣返，周围镜头与目光瞬间被他吸住。中方人员出面制止越方的强行动作，只能先将他带回处理，现场一时陷入更尴尬的停顿。 许开良为何会在零公里处反向退回，材料里给出多重线索。一方面，他在战俘营里经历到关怀与尊重，参与学习和文化活动，感受到一种尊严被重塑的生活。 对比之下，交换现场呈现出的反差也让人难忘，越南战俘在中方照料下多是健康、面带微笑，而被送回的中国战士却面黄肌瘦，身体状况不佳，这种差别让不少人对回国后的处境充满不确定。 另一方面，他在声明中表达对河内当局统治的不满，拒绝回去的态度异常坚决。 还有说法称他母亲是中国人，临终前多次提到中国，他本就向往那片土地，战事中被抓壮丁上阵又很快被俘，从第一口能吃饱的饭开始就决定搏一把。 并非所有越南战俘都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多数人仍盼着尽快归国与家人团聚，但也确有少数人因个人经历与顾虑，希望留在中国。 中方在处理时既讲人性，也顾外交分寸，先细致沟通原因，再耐心说明语言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困难，并提醒可能引发的误解。 对极个别坚持者，态度是理解与尊重，同时强调需经相关部门审批。许开良最终在交涉后被允许留下，据称后来甚至提出参军参战，但因身份特殊未被接收，便在边境乡镇以普通农民身份生活下去。 友谊关的那次交接，本是按清单推进的一道流程，却因为标语争执、现场干扰与许开良的停步，变成一段更复杂的历史切面。它让旁观者看到，战后最难的往往不是把人送回去，而是当一个人站在零公里处，选择不走时，所有关于胜利、体面与人道的说法都会被迫接受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