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减少出口退税，然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国内的民生上面。” 这一观点迅速成为财经媒体和专家讨论的焦点。有人点头称是，也有人认为风险不小。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建议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大的反响，背后其实是牵动着整个中国外贸和财政政策的深层逻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国家每年要拿出这么大一笔钱，给出口企业退税？这笔钱到底有没有花在刀刃上？又是否还有更好的使用方式？ 退税制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它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 那个时候，中国的外贸刚刚起步，很多企业想把产品卖到国外，但因为国内商品含税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有限。 为使我国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状态进军国际市场，政府出台出口退税政策。 此举意在提升商品竞争力，让其在全球贸易舞台上更顺利地脱颖而出，展现独特魅力。 退还企业在国内环节已经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于给企业减负，让他们更有底气打开海外市场。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出口退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策安排。 它不仅帮助了无数企业站稳了脚跟，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增长的重要手段。 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退税政策功不可没。 但时至今日，中国外贸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的中国企业早已不是那个只能靠“价格便宜”抢市场的阶段。 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制造已经牢牢占据了核心地位，技术含量、品牌影响力和服务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 在这种背景下，是否还需要维持如此高额的出口退税？这正是黄奇帆这次发言的核心逻辑。 他并不是主张取消退税，而是提出“减少”退税，意思是在保障关键领域出口稳定的前提下，适度压缩退税规模，把这笔钱投向更紧迫也更具回报率的民生领域。 这背后的问题是财政资金的有限性。 当前财政收入的增速正在放缓，而支出的压力却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资金需求非常迫切。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每一分钱的使用都得讲求效益。 如果出口退税的边际效应已经逐渐递减，而民生领域的投入却能带来更直接的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那做出一定的调整，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资源配置方式。 当然，这个调整并不容易。这不仅仅是一个财政比例的变化这么简单，更涉及到整个外贸生态的再平衡。 过去几十年里，很多外贸企业已经对出口退税形成了高度依赖，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 如果贸然减少退税，不提前做好配套政策，很可能会影响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对就业和地方经济造成冲击。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减”，而不是要不要“减”。 比如，可以通过优化退税结构，优先保障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退税，逐步压缩对低端过剩产能的支持；也可以引导企业向内需市场转型，提升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为企业提供新的增长空间。 财政资金也可以通过补贴、贴息、税收减免等其他方式，帮助企业在转型中平稳过渡。 退税政策的调整也需要有更大的制度协同。比如，税务系统、外贸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机制要更加高效，要防止出现新的套利空间和灰色地带。 与此同时，需强化对政策执行成效的跟踪评估工作。 通过严谨监督与考量，保障财政资金精准投入至最为亟需之处，提升资金使用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出口退税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政策。 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安排，只不过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会逐步弱化这一政策工具，转而加强对内需的培育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国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配置财政资源，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再回到黄奇帆的这次发言。其实他并不是第一次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提出建议。 过往无论是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还是在讨论房地产去杠杆问题上，他都曾有过颇具前瞻性的观点。 这次提出减少出口退税，更多也是基于对当前财政运行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深刻观察。 或许有人会质疑，倘若削减出口退税，对外贸易又该如何实现长足发展呢？此问切中关键，反映出对退税政策与外贸发展关联的深度关切。 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但也要看到，中国外贸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字贸易、新能源出海、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正在成为外贸新引擎。 参考：北京商报——黄奇帆:今后十年人民币将逐步升值至6.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