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儿子”，瞒着身份低调过了40多年，直到总理离世后，这个秘密才彻底被世人揭开。 更不可思议的是，父子两人一生仅见过一次面，那么此人真的是周总理的儿子吗？他又为何要隐瞒身份？ 时间倒回1939年，那时候到处都在打仗，日本人把战线拉得很长，浙江这边的抗日形势也很紧张。 周总理当时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绍兴的，对外说是回老家祭祖，其实是要偷偷找当地的地下党员接头，把分散的抗日力量聚到一起。 同行的亲戚里，有个17岁的小伙子，就是王戍。王戍是周总理的姑表侄儿，跟着来不光是帮忙跑腿，更多的是想亲眼看看，能为抗日做些什么。 那时候的王戍个子不算高，眼睛却亮得很，不管是跟着赶路，还是帮着整理东西，都手脚麻利，眼里有活儿。有天一行人忙完正事，去大禹陵走走，休息的时候，王戍见大伙都没怎么说话，就主动站出来，给大伙讲起了大禹治水的事。 他讲大禹怎么带领乡亲们挖河疏水，怎么好几次路过家门口都没进去，连语气里的着急和敬佩都藏不住。周总理就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 等王戍讲完，周总理拉着他的手问，是不是也想跟大伙一起抗日。王戍使劲点头，声音都有点发颤：“我想上前线，跟着您打鬼子！”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你年纪还小，现在最该做的是学好知识。 将来国家要建设，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本事的人，好好读书，一样是为国家出力。”王戍听了这话，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不说话，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 周总理看他这副执拗又认真的样子，心里很是动容，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你做我的干儿子吧，往后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认亲的事就这么定了，没几天周总理就离开绍兴，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抗日工作中。分别的时候，王戍送了很远，直到看不见周总理的身影才往回走。 谁也没料到，从那天起，王戍就把“周总理干儿子”这个身份压在了心底，再也没跟外人主动提过。这一压，就是四十年。 有人说他傻，有这么硬的关系不利用，偏偏要自己埋头苦熬。可王戍从来没觉得傻，反而觉得这是最该做的事。他记着分别时周总理跟他说的话，要好好读书，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足。更记着周总理对家里人的规矩，不能借着他的名头搞特殊，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后来抗战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日子慢慢安稳了，王戍还是没提这层身份。他觉得，自己有手有脚，能干活能教书，没必要靠身份让别人高看一眼。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比什么都强。 这四十年里，王戍过得特别普通。早年他在当地的银行做过职员，每天对着一沓沓钞票，一笔一笔地核对，从来没出过差错。后来银行精简人员，他又主动申请去了小学当代课老师。 他心里一直记挂着总理，每年都会写几封信寄到北京，说说自己的工作，问问总理的身体。有时候信寄出去石沉大海，他也不气馁，下次还是会按时写。 他把总理当年给他题的字裱好，放在衣柜最里面，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看看，擦一擦上面的灰尘。家里人偶尔问起这字的来历，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当年一位长辈送的，没再多说一个字。日子过得清贫却安稳，王戍从来没抱怨过，也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直到1978年征集史料，王戍才觉得，是时候把这件事说出来了。那时候总理已经去世两年多了，他说出这段往事，不是想沾总理的光，也不是想求什么名分，只是觉得，这些和总理相关的细节，都是珍贵的史料，不能跟着自己埋进土里。 他把信和题字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反复叮嘱：“这些东西不是我的私产，是国家的，你们好好保管。”工作人员问他，藏了四十年，有没有觉得委屈。 王戍摇了摇头，笑着说：“不委屈，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能为国家做些小事，就已经很满足了。”现在咱们常说家风，好的家风不是挂在嘴上的，是靠人做出来的。 周总理总理的家风，就是不让家里人搞特殊、踏实做事。王戍用四十年的时间，把这份家风刻进了自己的生活里。他没借着身份享过一天特殊待遇，全靠自己的努力过好每一天，这才是对总理家风最好的传承。 这种不图虚名、踏实奉献的劲，放到现在也一样珍贵。大家想想，要是换作是你，手里握着这样一层特殊关系，能像王戍一样，四十年都安安稳稳做个普通人吗？你觉得王戍的选择，值得我们学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