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武汉一名女教师，正沉浸在新婚的生活中。 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产房外的医生就递来一张病危通知，上面“大脑严重受损，极可能终身脑瘫”的字样，让她手里的保温桶“哐当”掉在地上。 丈夫在走廊尽头抽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最后只说：“放弃吧，对大家都好。” 她没听。 抢救室的灯灭了又亮，孩子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 她给儿子取名“丁丁”，取自《诗经》里“伐木丁丁”的声响，想着不管多难，总得让这孩子在世上留下点动静。 那时武汉的康复治疗还很落后，医生说3到6岁是黄金期，可单次按摩就要5块钱，她每月工资才100块，只能两天去一次，剩下的钱全买了益智玩具，摊在桌上像座小山。 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重的？大概是丈夫留下离婚协议书那天。 她白天在学校教语文，晚上去学生家做家教，周末扛着一箱子袜子在汉正街摆摊，收摊回家累得沾床就睡，梦里都在给丁丁揉胳膊。 有次摆摊时下起大雨，她抱着货往屋檐下跑，怀里的丁丁突然喊了声“妈妈”，虽然含糊不清，却让她站在雨里哭了半天。 丁丁上学后，握笔比别的孩子费劲，作业本上的字歪歪扭扭。 她没像别的家长那样代笔，而是买了本《新华字典》放在他桌上。 “遇到不会的字自己查，作业错了没关系，但得自己写。”她从不问分数，只在每晚睡前翻他的作业本，看那些歪扭的字有没有比昨天工整一点。 那本字典后来被翻得书脊都掉了，丁丁用透明胶带一圈圈缠起来，继续用。 初中毕业典礼那天，丁丁拿回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她正在厨房煮面，手一抖，面条全掉进水池。 高中三年，他每天提前一小时到教室，把当天要学的内容先抄在笔记本上，因为阅读速度慢，就用手指着一个个字读。 高考成绩出来，630分，超一本线80分，北大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她摸着通知书上的校徽，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天，丁丁喊的那声“妈妈”。 北大图书馆成了丁丁的第二个家。 他每天泡够12小时，本科毕业后直博，研究国际法时突然说想申请哈佛。 她没反对，只是帮他整理申请材料时，看到他写的个人陈述里提到那本缠着胶带的字典，眼眶又热了。 哈佛法学院每年在华录取不到5人，她陪着他准备面试，听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一遍遍练习，直到收到录取邮件那天，电脑屏幕上“Congratulations”的字样亮得刺眼。 现在的丁丁，在纽约一家律所做跨境投资法律事务，同事们说他逻辑比谁都清楚。 邹翃燕退休后办了个家长交流平台，每周在线上给脑瘫患儿家长分享经验，总说起那本被翻烂的字典：“别总想着替孩子做，你给他一根拐杖，不如教他自己找路。”她的“特殊儿童自主教育法”被编进武汉教师培训教材，有记者问她累不累，她笑着指了指书架上丁丁从哈佛寄来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学士服，手里还拿着本新的《新华字典》。 那本缠着胶带的旧字典现在还放在她家客厅的书架上，旁边摆着丁丁小时候做康复训练的按摩球。 有时候她会拿下来翻两页，指尖划过那些被磨平的棱角，想起无数个夜晚，她一边给丁丁按摩，一边念课文里的句子。 其实哪有什么逆天改命，不过是一个母亲不肯松手，一个孩子不肯认输，在时光里慢慢磨出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