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因为留学生埃德蒙·阿多醉酒冻毙荒野，导致在苏联的非洲留学生群情激愤（不相信苏联方面给出的尸检结果）。于是，500多名非洲留学生聚集起来，高举着标语，要冲进莫斯科红场抗议。而苏方的最后决定，很快让这些留学生悔之晚矣…… 埃德蒙·阿萨雷·阿多是加纳人，29岁时到苏联留学，在加里宁医学院读二年级医学专业。这所学院位于莫斯科以北的特维尔市，当时叫加里宁市。他作为非洲留学生的一员，享受苏联提供的待遇，包括每月90卢布补贴，这比当地工人平均40-50卢布的工资高出不少。 阿多和其他非洲学生一样，住在单人间宿舍，用补贴买衣服和日常用品，本地人看到他们出手大方，常有不满情绪。他和一名俄罗斯女性斯维特拉娜交往，两人计划结婚，但她的家人强烈反对，因为种族原因多次阻挠见面。 伊肯纳是尼日利亚留学生，在莫斯科的大学读书，他组织能力强，在非洲学生群体中影响力大。伊肯纳和其他人一样，面对本地人对非洲留学生的敌意，比如街头冲突和歧视。他曾帮助协调学生事务，处理与本地人的纠纷。 非洲留学生总数在当时有几千人，主要来自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他们来苏联是为了学习技术，回国发展，但现实中遇到经济差距和社会矛盾。本地男性对非洲学生与俄罗斯女性的交往特别不满，因为战后苏联男女比例失衡，这种情况常引发斗殴，警察处理时偏向本地人。 这些留学生享受的优待源于苏联的外交策略，旨在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但实际执行中存在问题。阿多的事件暴露了这些矛盾，他的死亡成为导火索。伊肯纳在事件中扮演组织角色，推动学生表达不满。苏联当局对留学生的监控本来就存在，通过学伴系统记录他们的活动，这加剧了信任缺失。 1963年12月13日，阿多的尸体在莫斯科北郊霍夫里诺地区被发现，当时气温零下20度左右。苏联警方确认身份后，进行尸检，结论是酒精浓度过高，导致醉酒后冻死，下巴有小疤痕被解释为摔倒造成。官方补充说，阿多来莫斯科想见斯维特拉娜，但被她的家人阻止，一名酒铺老板回忆他买了两瓶伏特加沿铁路走。非洲留学生不接受这个说法，认为阿多是被斯维特拉娜的亲属杀害，因为他们反对婚姻，并把尸体扔到郊外伪装成意外。 消息传开后，非洲学生群体情绪激动，他们觉得尸检报告有漏洞，时间线不清晰，证据不足。这不是孤立事件，此前已有非洲学生遭遇歧视和暴力，但当局处理草率。12月17日，学生们包围加纳大使馆，要求重新调查，大使劝阻无效，现场发生混乱。 次日，约500名非洲留学生聚集，主要来自加纳和其他国家，他们高举标语，如“停止杀害非洲人”和“莫斯科是第二个阿拉巴马”，后者指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讽刺苏联的宣传与现实不符。 队伍试图进入红场，但被警方阻拦，没能完全冲进去。抗议持续几小时，学生喊口号表达对种族歧视的不满。苏联当局选择克制，没使用武力驱散，因为担心国际影响，尤其在冷战背景下，拉拢非洲国家是外交重点。西方媒体报道此事，放大苏联的尴尬。学生要求包括增加补贴、改善宿舍和调查真相，但当局只是承诺研究。 抗议后，苏联当局开始调整政策，先是削减留学生补贴，与本地学生拉平，许多人生活困难。监控加强，学伴系统更严格，检查信件和活动。参与抗议的核心成员被以违反纪律为由处理，伊肯纳等组织者被遣返回国，禁止再入苏联。其他活跃学生也被开除或强制离境，回国后职业受影响。阿多的女友斯维特拉娜面临压力，她的家人被单位约谈，她最终搬离莫斯科，生活低调。 事件导致苏联减少非洲留学生招生，奖学金收紧，签证审核严格。原本几千人的规模逐步下降，政策转向谨慎管控。这影响延续到俄罗斯联邦时代，今天俄罗斯非洲裔人口少，合法居留非洲人不足4万，莫斯科街头少见非洲面孔。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更名为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在校生3.5万，非洲学生占比约五分之一。 遣返决定让许多留学生后悔，他们本想争取公正，却引发更严苛待遇。苏联当局的处理基于政治考量，避免外交损失，但也暴露了内部矛盾。事件成为冷战时期的一个案例，提醒国际援助背后的复杂性。今天回顾，这件事反映出宣传与现实的差距，对移民政策的长期影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