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0日，在许光达的办公室里，电话突然响起。许光达接起后，里面传出一个严厉的声音：“你是怎么搞的？这不是胡来嘛。” 1955年秋天，北京的阳光正好，但大将许光达的办公室里却弥漫着一股执拗的低气压，电话铃声刺破了寂静，听筒那头传来的不是祝贺，而是时任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带着火气的质问：“你是怎么搞的，这不是胡来嘛”。 引发这场争执的，恰恰是一份看似“不合时宜”的报告，在这个所有军人都翘首以盼授衔荣誉的时刻，许光达却不仅拒绝了“大将”这顶沉甸甸的帽子，还极其郑重地申请将自己降为上将。 他给出的理由近乎苛刻地自我审视，在那段名为长征的炼狱岁月里，战友们在吃草根、啃树皮，而他却因为要在苏联疗伤而缺席了，这让他觉得，这四颗星挂在肩膀上，烧得慌，为了把这颗“星”摘下来，许光达不是做做样子。 从书面报告被彭总一句“不同意”驳回，到他在电话里梗着脖子要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告御状”再到先后三次提交降衔申请，这股子倔劲儿，让毛主席都不得不感叹：这是一面共产党人的明镜。 但若是回溯他与中国装甲兵这十几年的纠葛，你会发现，这种“倔”并非只针对荣誉，更多的是因为他对自己肩头责任的极致焦虑，他要把中国装甲兵这块荒地，亲手开垦出来，这种焦虑早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就种下了。 当那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万国牌”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时，虽然威风，但作为行家里手的毛主席和彭德怀都看出了隐患：杂乱的型号撑不起大国国防，谁来干这个苦差事，目光最终锁定在许光达身上。黄埔炮兵科出身、留苏学过坦克战术，他是最佳人选。 面对只有22名干部、两个战车师团和几百辆旧坦克的寒酸家底，许光达没有废话，甚至把后半生都押在了这上面，接手这副担子后，真正的考验很快随着朝鲜战争的硝烟压了过来，那时候，中国军人在战场上吃够了美军地空夹击的亏，急需坦克支援。 可现实很骨感：按照苏联顾问的教条，培养合格的坦克兵至少一年，战场能等人吗，显然不能，许光达翻遍资料，最终拍板了一个极其冒险的方案：三个月突击训练，学会开、学会打就上战场，在战火里磨炼技术。 这种务实到近乎残酷的风格，在1951年春天的一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许光达前往志愿军总部途中，目睹路边几十辆我军坦克正熊熊燃烧，他心痛之下立刻叫停车辆，原来，美军一旦发现坦克被我军缴获，为了防止修复再战，宁可出动飞机炸成废铁。 这个细节像针一样扎在许光达心头，他当即掏出本子记录，回国后第一件事不是调坦克，而是调修理工，大批技术人员被送上前线，这就是著名的“随缴随修，以战养战”靠着这种拼劲，在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以简陋装备击毁敌军坦克74辆，打出了装甲兵的威风。 但许光达的眼光远不止于修修补补，他太清楚，如果中国的装甲兵始终是个“修理铺”永远受制于人，这种危机感逼出了中国第一代坦克的自主研发之路，为了不再仰人鼻息，已经年过半百、身为司令员的他，竟然像个新兵蛋子一样钻进了车间。 1958年的坦克训练场上，经常能看到一位满身泥水、一身油污的“老兵”许光达拒绝了所有特权，他反复叮嘱教员把自己当普通士兵对待，他很清楚，那个小时候为了听课趴在私塾窗外“偷学”的穷孩子，和现在为了搞懂发动机原理而钻车底的司令员。 骨子里是同一个人，不懂技术，就没资格谈指挥，那段日子，他从最基础的发动机构造学起，就在他为了掌握驾驶技术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时，外界的风云正在变幻，事实证明，许光达的每一次“抢跑”都是对的。 就在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离、技术封锁的大变局前夜，得益于他之前近乎偏执的推动，中国第一辆国产59式坦克已经下线，当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阅兵式上，33辆崭新的国产59式坦克方阵驶过天安门广场时，中国装甲兵终于挺直了腰杆。 这时候，人们再看那位曾经因为缺席长征而感到羞愧、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大将军衔的老人，才真正读懂了他的骄傲，对于许光达来说，他一生都在做那个来自农村的诚实少年：没参加过长征就不想要那个虚名； 想要国家有坦克就趴在泥地里去学，他在乎的从来不是肩章上有几颗星，而是中国军队的钢铁洪流，能不能真正跑起来，那个在电话里和彭老总争得面红耳赤的，不是一个不想当官的将军，而是一个怕负了国家的战士。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