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上位者的无能，恰是贾府倾覆悲剧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涌。

以金钏之死为例，王夫人确有不可推卸之责，宝玉亦然，整个时代对所谓“贞节烈女”畸形而狂热的道德推崇，更是背后的推手。但若说她从一开始就蓄意逼死金钏，则未免失之偏颇。即便在封建社会，无端逼死奴仆也会为主家带来麻烦——他们或许并不珍视人命，却极为看重家门声誉。

以“小娼妇”之名公然惩治贴身丫鬟，势必损及宝玉与其自身名望。治家不严，轻则是家规失守，重则可能引来朝堂上的风波。她之所以气急掌掴金钏，也正是出于这份恐慌。

可悲的是，最畏惧的结局，恰恰经由她自己的手促成。这正反映出她行事往往损人而不利己，从不权衡后果，只图一时情绪宣泄，最终引来更难收拾的局面。事发后她的惊恐与泪水，恰恰证明她空有主母之尊，却并无相匹配的德性与能力。

身居高位者若缺乏智慧与远见，其结果便是底层之人代为付出代价。一次不经思量的发作，就足以让金钏赔上性命。

这不是坏，是蠢。而有些时候，愚蠢比邪恶更具毁灭性——它更隐蔽，更难以察觉。

从绣春囊事件不由分说甩锅王熙凤，到冲动抄检大观园，都一再印证了她的短视与狭隘。她只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却从无治本之策。

贾母之所以如此明确地委任凤姐理家，未必不是出于一番冷静的权衡。且不说凤姐，就连平儿在处理“玫瑰露”和“虾须镯”等事时所展现的格局与手腕，都远胜于她。

“反派从不自认是反派”，因为他们自有一套逻辑自洽的处世准则。王夫人大概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良善——她给银五十两作抚恤，又给玉钏双份月银，自以为这便是补偿与慈悲。可恰恰是这一点最令人不寒而栗：她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所作所为带来的恶。

让无能者居高位，叫糊涂人掌权柄，本质上就是在为悲剧铺路。只凭一己好恶、不论现实情况的所谓“善行”，实则是伪善——是以善之名，招致更深的恶。